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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华夏传统文化和农耕文化所形成的小农经济模式将中国的农民和土地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在此基础上诞生了独特的乡土社会,生活在其中的农民形成了特有的思维模式,在固有价值观引导下农村衍生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软性规范——传统伦理道德。依靠着特有传统伦理道德的调节,人们的行为得到规约,长久地维护了乡村社会的稳定。然而,自建国以来,城镇化建设以星火燎原之势在乡土社会层层铺展开来,尤其是近几年,城镇化浪潮席卷农村。伴随着城镇化进程快速的推进,农村的社会经济成分、社会关系,农民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面巨大的变化,作为社会结构最深层次的农村的价值观念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本的指导,立足国内外相关的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采用“田野调查”的方式实地考察福建省三个农村,获得丰富的一手资料。基于对鲜活的经验资料的详尽分析,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在城镇化的形塑下,农民的生存价值观、家庭价值观和集体价值观锐变。从生存价值观来看,农民“恋土重农”生存情结消解,“农本商末”的观念发生逆转,“农辅工商”的兼业取向泛化。“利润最大化”的冒险精神凸显,经济至上”成为了农民普遍的共识。从家庭价值观来看,一方面,“传宗接待”朴素生育观正在隐去,“优生优养”质量养育渐趋主流。另一方面,“父辈权威”松土,代际关系由臣服走向平等,代际反馈日益理性化,现代性孝道正在建立。从集体价值观来看,村民的集体认同由弱化走向虚无,市场经济的“利益至上”的功利思想、理性主义正在取代“大公无私”、“舍己为公”的集体主义精神。农村价值观念的现代革命正悄然上演,然而,在这场悄无声息的思想变革中,部分农民难以把握自己的价值判断,出现了令人触目的失范行为。“去道德化”的致富经乍现,盲目迷信行为难以断根绝迹,心安理得的“二世祖”浮出水面,村民出现看客心理,集体事务态度冷淡,出现集体交流货币化行为。乡村价值观的急剧嬗变并非只是纯粹的理智革命,它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价值主体自身认知能力等复杂多元因子综合形塑的结果。国家力量从乡村村后撤,村治治理逻辑锐变,城乡二元体制根深蒂固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孕育了价值观嬗变的土壤。经济体制转轨对乡村价值观产生强烈的震荡。文化惯性残留,现代乡村文化建设缺位等多元文化因子影响,加剧乡村价值观的嬗变。因此,重构乡土价值观,亟需激活集体经济为乡村价值观的引导提供厚实的内在支撑力,加强制度伦理建设,培育农村良性的价值生态环境,加强乡村教育文化事业建设,为价值观的重构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