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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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金的设立本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但若是完全放任当事人自由约定,可能会导致显失公平。因此,为平衡意思自治与公平原则,违约金酌减规则应运而生。法律的运行效果需要通过司法的检验,然,违约金酌减规则囿于其抽象性引发不少司法争议。有鉴于此,本文从典型司法裁判案件出发,聚焦争议焦点,提炼裁判要旨,反思规则瑕疵,探索完善之策,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本文总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司法裁判案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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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金的设立本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但若是完全放任当事人自由约定,可能会导致显失公平。因此,为平衡意思自治与公平原则,违约金酌减规则应运而生。法律的运行效果需要通过司法的检验,然,违约金酌减规则囿于其抽象性引发不少司法争议。有鉴于此,本文从典型司法裁判案件出发,聚焦争议焦点,提炼裁判要旨,反思规则瑕疵,探索完善之策,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本文总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司法裁判案例的分析,发现司法实践对于借款合同中违约金与利息的适用争议问题、惩罚性违约金的调整问题、“法定违约金”的调整问题以及违约金具体酌减标准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争议。其一,借款合同中违约金与利息的争议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民间借贷关系中多重利息规则给违约金酌减增添了适用疑虑,各地法院对于民间借贷关系中涉及利息与违约金的部分处理不一;另一方面主要是金融借贷关系中的信用卡透支计息过高造成大量诉请违约金酌减的诉讼,然各地法院对该违约金的调整各执一词。其二,对于惩罚性违约金和“法定违约金”而言,其调整与否以及调整方式是近年来司法实践中的热议话题,简言之就是“调不调”以及“怎么调”的问题。其三,关于违约金酌减幅度的标准问题,虽有《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但由于司法实务中法官对该法条的理解和适用各有见解,出现了违约金被大幅酌减、类案违约金酌减比例差异大、酌减主次规则颠倒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对违约金酌减幅度的标准作出细化。第二部分主要梳理了借款合同中违约金与利息规则之间的关系。其一,民间借贷关系中约定违约金应当要受到法定利息限额的限制。在实际损失的计算方面应当建立较为合理的计算标准,可以参考《民间借贷规定》中关于逾期利息的计算方式。其二,对于金融借贷合同中容易引发争议的信用卡透支计息规则而言,目前的权宜之计是通过违约金酌减条款,以36%作为参考上限进行总额限制,但中国人民银行应当建立合理的长效机制以遏制此类纠纷的爆发。第三部分就特殊类型违约金的调整争议进行了认定与分析。其一,惩罚性违约金的认定应当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辅以损失比较说、责任并行说予以确认,若不能确认当事人意思则推定为补偿性违约金。另一方面,由于惩罚性违约金的设定目的与补偿性违约金不一,前者注重的是履约保障功能,后者主要侧重的是损害赔偿,因此惩罚性违约金与补偿性违约金在调整方式上也应当有所差异。其二,“法定违约金”的“出生”背靠行政规范性文件,其订立代表着公共利益,因此“法定违约金”的标准和违约期间均不可调整,但是为预防显失公平,可以为“法定违约金”设置一个合适的上限,这个上限可以是合同标的额的一倍。第四部分重新梳理了影响违约金酌减幅度的各项考量因素,并区分合同类型对其进行了优化。其一,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体系化剖析了违约金酌减涉及的各考量因素,明晰各考量因素的地位与作用。其二,根据合同类型细化违约金酌减的考量因素,违约金酌减时应当根据合同类型和个案情况对部分考量因素有所侧重,方可更好地达到个案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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