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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政策的逐步推进，“营改增”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词汇也逐渐被大家所熟知，与之相关的话题亦开始备受关注。由于我国流转税税制的特殊性，增值税政策的改革在中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要比传统经济学中的分析复杂得多，仅用经典的“增值税中性”、“税负归宿”或“价格效应”等词汇进行解释略显抽象。我国流转税制的特殊性是与生俱来的，自1994年分税制开始，流转税制体系包括营业税、增值税和消费税三类，以营业税和增值税为主，两税并行的流转税模式为未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埋下了隐患。 根据我国增值税和营业税暂行条例，增值税主要适用于第二产业，营业税主要适用于第三产业，理论上二者分行业各行其责、互相补充，以平衡税制。但实际中由于产业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增值税和营业税税制的差异，导致重复征税问题突出，产业税负严重失衡，我国的流转税税制失去了一般流转税所具有的“相对中性”的特征。“两税并存”使得二者同时具有“中间投入品税”和“最终消费品税”的双重身份，这导致产业间的税负后转产生了较大的“收入方效应”，所以产生了营业税应税行业税负较重而增值税应税行业税负较轻的局面，造成“逆向调节”使得长期以来服务业的发展难于制造业。营业税和增值税同属流转环节的税收，其征税范围虽然界定清晰，但在实际的经济环境中，若某类企业所从事的活动既涉及生产活动又涉及服务，税务部门将会很难区分该类企业的税收归属，成为流转税征管部门难以区分的模糊区域。 2011年以前，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使得在“两税并存”的流转税制下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被掩盖，并在隐蔽状态下逐渐积累和沉淀。自2011年以来，我国经济结束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状态，开始调速换挡，进入了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发展阶段。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2015年年第四季度GDP增速降至6.8％，这是自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首次跌破7％。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一国经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速换挡情况，从原先较高的增速下降到一个较低水平，并持续维持低速状态，之后是否会逐渐稳步回升还是未知之数。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多家权威机构在努力发声从多角度献计献策力挺中国经济的未来以提振民心的同时，不约而同的将关注焦点指向了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非中性”的流转税制对产业结构产生的“逆向调节”效应已经不能够再继续下去;生产性服务业的产生使得流转税制的“模糊区域”暴露出来，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区分的流转税制不再适应新型产业的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每一次重大经济社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都是“先行军”，这次在五中全会后以营改增”收官政策为代表的税制改革在相关配套改革中又一次率先启动后，无疑也成为“十三五”改革的重头戏。如果说“十二五”期间业已完成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项层设计，那么“十三五”期间财税改革将进入主攻和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阶段。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政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出的。自2012年1月1日起，上海开始在部分行业实施“营改增”试点改革，至2015年6月底，累计全国试点增值税纳税人共计509万户，其中95％的纳税人从税制转换改革中受益。2015年上半年，“营改增”政策的新增减税规模已达到1102亿元，到2015年底，其累计减税规模已达到5000多亿元。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营改增试点方案，明确自2016年5月1日起，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营改增的全面实施，将实现增值税对货物和服务的全覆盖，彻底打通了增值税抵扣链条，从根本上解决了重复征税问题，结构性减税效应将会沿着产业链持续发酵，以助推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已有研究分别在产业经济学和税收学两个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也有少数研究将二者综合融通进行了较好的研究，但是纵观其研究成果，还难以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逻辑分析体系。本文试图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种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证、再到政策应用分析的层层递进的研究层次，针对“营改增”政策以及“营改增”完成以后增值税政策所具有的潜在产业结构调整效应进行循序渐进的研究分析，在产业经济学和税收学之间架构起一个全面而细致的融合机制。本文具体的研究内容如下所述: 第一章为导论部分，第一节首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动机和研究意义;第二节对增值税、营业税和“营改增”政策、市场结构类型以及制度因素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等相关重要概念进行了详细阐述;第三节给出了本文的研究框架及具体的章节安排;最后对本文的创新及不足之处进行了说明。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部分，基于产业结构的视角，梳理了国内外学者针对增值税政策的相关分析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并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两个层次对增值税政策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相关研究做了详细的综述。 第三章构建了本文的研究所运用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一节简述具有中国特色的增值税政策在经济结构转型中所处的重要位置以引出下文的理论叙述;第二节通过构建一个包含两大类行业（增值税应税行业和营业税应税行业）、一类居民、一个政府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结合数理分析将我国“营改增”政策对产业结构产生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进行详细的说明，循序渐进的搭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两税并存”税制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的理论传导机制，为全文的分析打下牢固的理论基础;第三节通过利用单个企业的微观数据对企业增值税有效税率差异所造成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进行测算，并从产业结构变迁维度对结果进行解读，以深入分析“营改增”以后所形成的新的增值税体系所具有的产业结构调整效果。 第四章对“营改增”的产业结构影响效应进行详细的实证分析。包括两个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全国模型(ChinaValue-added Tax CGE Model，下文简称CCGE模型)和上海模型（ShanghaiRegional Value-added CGE Model，下文简称SCGE模型）。之所以采用两个模型，是因为“营改增”政策以试点部分地区部分行业的方式逐步展开，全国模型有利于讨论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的总体影响效应;而上海区域CGE模型有利于对具体区域进行局部讨论，适用于单个的省份或地区的“营改增”政策产业结构效应的讨论，特别是上海的产业分类和分产业税收中对金融业划分了四个细分行业，以便分析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金融业“营改增”政策。 第五章对“营改增”完成以后所建立起来的新增值税政策所具有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所采用的模型为包含全要素生产率、增值税及企业生产行为设置的具有微观基础的行为分析模型。 第六章全文总结，对上述章节的主要研究结论进行了概括，并结合我国增值税政策的具体情况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同时，针对研究的不足之处提出了未来能够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本研究通过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中的宏观经济变量和微观分析模型中企业微观经济行为的合理设置，将宏观经济学理论与微观经济学理论相结合对问题展开全面而细致的论述。文中所建立的包含产业联动和企业效率分析的政策评估体系，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完整的政策模拟分析平台:一方面，该分析平台可以在与数据库衔接后对“营改增”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实时量化测算，并可以通过产业联动系统和企业数据对政策效果进行动态追踪，以帮助政府对政策效应进行正确解读和评估;另一方面，本文对“营改增”政策实施以后的增值税体系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前瞻性的讨论，对增值税体系所具有的潜在经济效率进行了相应模拟分析，从产业结构角度论证了增值税体系所具有的产业结构调整能量。 本研究在合理选择经济模型的基础上，选取了与之相匹配的大量宏观和微观数据，对“营改增”政策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及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立足产业结构视角对增值税政策所带来的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分析，表述客观且结合实际案例，增加了文章的生动性。理论上，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分析了增值税政策对产业结构产生的影响效应;实证上，运用宏观、微观模型相结合的方式，更加合理的量化政策实施的效果。这将给我国的政策制定提供相应的事前评估体系和事后评价机制，使我国的政策制定过程更加的科学化、系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