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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史的范围来看，一个被人们普遍关注的特征事实(stylizedfact)是，最近一百多年来，世界主要工业国家的公共支出规模(即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与人均GDP水平都史无前例地扩张了(TanziandSchuknecht，2000)，这使许多经济学家相信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密切联系。相应的研究沿着两个方向展开，在经验层面，经济学家试图找到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究竟是公共支出促进了经济增长(如果是，又是哪些类型的公共支出)，还是经济增长促进了公共支出(即所谓的Wagner法则)，或是两者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在理论层面，经济学家则在公共支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假设下，通过构建各种模型来研究公共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并进行相应的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
本文的目的是，在现有的理论研究基础上，结合经验研究的成果，对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进一步深入和系统的考察，希望为研究公共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提供一般性的理论分析框架。
根据Samuelson(1958)的分类方法，公共支出包括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其中购买性支出包括能够促进企业生产率的生产性支出和能够增进消费者效用的消费性支出，以及能够同时促进生产率和增进效用的生产—消费混合型支出；转移性支出则包括旨在改变相对价格与激励结构的补贴和旨在收入再分配的转移支付。为了对本文的研究范围做出限制，我们假定所有的消费者都是同质的，从而本文不研究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为目标的转移支付。据此，本文将重点研究公共购买性支出与补贴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为了行文的方便，在不会引起歧义的地方，本文直接将“公共购买性支出”简称为“公共支出”，这也是文献中约定俗成的做法。
本文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工作：
首先我们构建了一个研究政府补贴与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探讨了最优补贴率时间路径的存在性和唯一性问题，并将这一框架运用于最优教育补贴的研究。我们发现，在满足一定正则条件的前提下，如果政府以总额税筹资，则经济中存在着唯一的最优教育补贴路径；如果政府以扭曲税筹资，则经济中存在着唯一的一组工资税率与教育补贴率的最优路径组合。比较静态分析表明，最优教育补贴率不仅与人力资本的外部边际收益成正比，且与其私人边际收益成反比。这一结论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各类学校教育补贴率的变动趋势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其次，本文提出了一个包含纯生产性、纯消费性和生产-消费混合型等多种类型公共支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我们在一定的正则条件下证明了最优公共支出路径的存在性和唯一性，进而在不同的筹资模式下，探讨了政府如何通过一个基于消费者和企业分散化决策的市场经济来实现社会最优或次优的分散均衡配置。我们发现，无论政府是以总额税还是收入税筹资，公共支出的最优化条件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如果以总额税筹资，分散均衡路径是社会最优的；如果以收入税筹资，则分散均衡路径是社会次优的。这意味着政府应该首先确定最优的支出水平，然后制定相应的税率，即使税收造成了经济的扭曲，至少公共支出水平是有效率的。我们还在一个具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技术和对数效用的动态经济里，研究了最优公共支出的总量和结构，并进行了比较静态分析。
最后，分别在经济中只有一种、两种和多种公共支出的情形中，论证了最优公共支出在短期与长期的动态一致性命题。即在给定最优资本积累的前提下，公共支出实现短期最优化的条件和实现长期最优化的条件是一致的，或者说公共支出实现短期最优是实现长期最优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追求长期福利最大化的政府可以在保证最优资本积累的前提下，根据公共支出实现短期生产有效率和效用最大化的目标来确定当期的最优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而不需要因为所谓的长远目标而忽视甚至牺牲短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