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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典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当中一种非常重要的艺术方法和组成部分，和中国古典诗歌一起经历了产生、发展、成熟、衍变的过程。而且可以说用典发展史是基本上依附于诗歌发展史而存在的一条若隐若现的线索。要想更为清晰地勾勒出诗歌这一文体的特色及其发展脉络，探求其发展的内外部规律，诗歌用典研究不容忽视。学界对这一问题虽不乏总体理论的探讨和对个别诗人的研究，但还有很多空白和不足之处。尤其在揭示用典这种修辞手法与诗歌文体的关系、梳理用典发展史，并将诗人诗作放在用典发展史的脉络当中给予定位等方面，研究力度还是不够。因此本文拟在这些方面进行爬梳和讨论，力图结合这三个方面，勾勒出先唐及唐代诗歌用典的大致面貌来。本研究主体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章，梳理先秦至初唐诗歌用典的概况。主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先秦至初唐的诗歌用典发展变化的概况进行历史的爬梳。关注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⑴诗歌用典的密度和整个诗坛用典的普遍程度。⑵典源的开发与变化。⑶用典在诗歌中功用的变化与发展。⑷典面的变化。五、典义生成方式的变化。六、不同时期诗歌用典理论与批评。通过史的爬梳，一些总体的走向得以显现：①诗歌用典的发展与文人诗的发展密切相关；②用典的诗性功能(抒写情志和呈现形象的功能)在曲折反复中得到提升，体现为以典咏怀手法和以典呈象手法的萌芽和发展。但其在使用中携带的一些非诗性因素仍然与诗歌的文体特征存在矛盾。诗歌用典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向盛唐。
第二章讨论诗歌以典咏怀手法的发展历程，其中以阮籍、左思、刘琨、陶渊明、谢灵运、庾信、陈子昂、张九龄、李白、杜甫为主要研究个案，而杜甫是重点，单列一节，结合文本细读专门讨论。诗歌以典咏怀手法开创于阮籍，经刘、陶、谢、庾、陈、张、李等人的曲折发展，至杜甫而成熟。用典满足了杜甫表达其复杂怀抱的需要，而用典这一手法也从而取得了在诗歌当中应有的地位，成为一些咏怀诗必不可少的有机成分，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属品。
第三章讨论诗歌以典呈象手法的发展历程，以庾信、李白、杜甫、李贺、李商隐为主要个案，其中李贺和李商隐是重点，各列一节。诗歌以典呈象手法的发展比以典咏怀手法的发展更迟缓，形象性作为诗歌文体的重要特征，在齐梁时期已经得到了重视，在盛唐更是结合了兴发感动的要求而产生了大量“兴象玲珑”的诗作，但以典呈象手法却只在庾信、李白、杜甫等几个大诗人的一些诗作中偶有运用，直到中唐李贺才加以重视和大力发展。至晚唐李商隐则将以典呈象手法与赋、比、兴以及寄托等传统手法结合起来，并融之以主体情志，使得诗歌中的“典象”具有了意象的特征，创造出更加浑融含蓄的诗境。而且以典咏怀与以典呈象两条线索在义山诗中合流，最终完成了用典的诗化进程。
第四章为对有关诗歌用典的一些专题的讨论，包括诗歌题材与用典关系研究、事对艺术的发展和意义(以杜甫诗歌为个案)、皎然的用事观三个部分。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揭示诗歌用典与题材的关系、用典与诗歌语言格律化的关系等与用典相关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