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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著作是著者文学史观念的呈现。文学史研究是“重写文学史”以来文学研究的重点与热点，但对文学史著作研究，尤其是文学史著作所体现的文学史观念的研究却是目前文艺学研究的空白与薄弱之处。本论文就是针对该领域的空白与薄弱之处，以新文学史著作为参照对象，探询新文学史叙述所体现的文学史观。文学史叙述常受多种因素干扰，它既受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还受叙述者等内在因素所约束。因此，在特定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地域，以及不同社会语境下，不同著者对同一时段的文学史叙述，以及对同一文学史事件的描述、评价常呈不稳定状态。由于急剧而频繁的社会变迁，这一现象在1950-1980这段历史时期的新文学史叙述尤显突出。而本论文就是以1950-1980这段特定历史时期大陆、港台，及海外“汉学”背景中有代表性的新文学史著作进行考察与探讨，探询他们在不同语境下新文学史的建构特征、文学史模式，以及“现代派”的不同文学史形象，分析新文学史叙述的影响因素，揭示新文学史叙述与特定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复杂关联，并进而探询其文学史观。 序论，包括论题提出的缘由，并通过本论题的相关研究概述进而探讨本论题的具体实施办法;“现代派”在本文的特定内涵与范围，“现代派”的具体形成过程，“现代派”的文坛格局，它出现于现代文坛的文学史意义;特别是通过考察它在1950年代之前新文学史叙述中已经存在的形象，为探讨1950-1980“现代派”的文学史形象提供参照。 第一章到第七章为论文的主体，它分上下两编，第一章到第四章为论文上编，第五章至第七章为论文下编。上编主要以1950-1980大陆新文学史著作为探讨对象，主要考察新文学史“个人著述”与“集体著述”，新文学史著述由“个人”走向“集体”的历史必然，文学史观念的前后差异，以及“现代派”在不同史著中不同形象背后所体现的文学史观。 第一章，主要探讨政治意识形态如何渗透于新文学的历史建构中。它包括以下内容: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新文学史观的指导性原则在建国前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中的体现;毛泽东文艺思想所体现的文学史观通过第一次文代会，通过教育体制中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的颁布等具体方式，如何贯彻渗透于具体的新文学史叙述中。 第二章，主要探讨王瑶在新文学史观念的理论阐述中尽力彰显毛泽东文艺思想;而他在具体的作家作品评论中，却又表现出“文学本位”意识的文学史观:文学史叙述中“文体型”模式的建构，对“新月派”与“现代派”艺术形式的追求均给予正面的肯定等，这种文学史叙述的“文学本位”意识与政治意识形态产生了明显张力。这是他文学史一面世即遭受批评，并进而带来著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批判的重要原因。 第三章主要探讨丁易、刘绶松的新文学史观，主要探讨他们的文学史由“新文学史”向“现代文学史”的“现代”转型中，主流意识形态对新文学史叙述的强制与规范。这具体表现现在他们的文学史观念尽量服务于当时现实，并密切配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观倾向。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渗透于他们的新文学史著作中，他们的文学史自觉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图解模式。他们的文学史虽属“个人”叙述，但“个人”的声音却被时代主旋律所湮没。这种文学史观念还体现在他们文学史模式的建构上，以及“现代派”文学史形象的描绘中。 第四章主要探讨文学史“集体叙述”。王瑶、丁易、刘绶松的文学史属“个人”书写，但特定时代的政治语境使新文学史“个人”叙述难以为继，这是文学史“集体叙述”出现的原因。首先表现为“学生”集体叙述，其中以复旦中文系学生集体著述最为典型。政治运动、阶级斗争进一步渗透并主宰了此时期的新文学史观，新文学史最终变成“革命史”，以及“文艺思想斗争史”。由此，新文学史叙述也面临危机。与此相对照的是以唐弢为代表的“学者”集体著述，在某种程度上，“学者”的集体著述是对“学生”集体著述这一“过左”行为的纠正，有拨乱反正的作用，但唐弢的文学史最终成型却历经沧桑，它过多地打上了特定历史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的印迹。其文学史观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以论带史”与“阶级分析”，这种文学史观也决定了“现代派”在文学史中的“逆流”形象。 该论文下编主要以1950-1980台湾、香港、美国“汉学”背景下三个不同地域三部有代表性的新文学史著为对象，探索他们各不相同的文学史观。第5章主要考察台湾周锦的《中国新文学史》，他的文学史观念也与大陆一样，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强烈制约，如果说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大陆新文学史观的基础，周锦的新文学史观则体现了“三民主义”精神以及“民族主义”立场，这种文学史观进而体现在作家、作品叙述上，也体现在“现代派”的文学史形象描绘中。 第6章主要探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所体现的文学史观，虽然该文学史照样存在文学史建构意识形态的“偏见”，但与大陆、台湾新文学史观截然不同的是他对“文学性”的强烈关注，以及在文化价值、艺术标准上的西方中心论。这具体表现在他文学史叙述中宗教与道德意识的引入;现代文学西方视野的中、西比较;文本的“细读”等，这种文学史观也使他用西方现代主义标准来衡量“现代派”这一形象。 第7章主要考察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民族性”与“纯文学观念”是理解司马长风文学史观的关键。这具体表现在他文学史叙述中对“民族性”的认同，对文学史事件的选择、描绘所表现出强烈的“非功利”性;因此，“情感”、“语言”、“诗”、“画”是他文学史建构的重要因素。这些文学史观念也同样体现在“现代派”形象的描绘上。司马长风的文学史观既与大陆、台湾形成了对峙，也与夏志清的文学史观形成了明显的紧张关系。 论文在结论中指出:中国新文学史建构中的地域分化现象，体现了文学史观念从来不是静态的，抽象的，它深受意识形态、学术体制以及一定时期主流文学理论等复杂因素的影响;而不同的文学史观念使文本中的文学历史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重写文学史”也因而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此，“重写文学史”不仅仅是挖掘材料、重新评价作家作品流派的文学史问题，它在本质上是一个如何认识文学本质的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