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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的推进，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据的份额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伴随着出口贸易额与出口产品范围的扩大，中国与主要贸易顺差国的贸易摩擦日渐加剧。目前，中国已经连续15年成为全球反倾销调查最大受害国。尤其是2008年世界范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随着外部需求的锐减和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中国所遭受的反倾销贸易壁垒更是有加速增长的趋势。在日益增长的反倾销贸易壁垒和惩罚性关税面前，中国出口企业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除了产品出口减少而直接导致的利益损失之外，还逐步丧失了产品相关领域的市场份额。虽然在应对反倾销诉讼时，出口企业的态度已经逐渐从消极回避转向积极应对，但是仍然无法改变承受损失的被动局面。现今，企业必须积极调整战略、转换思维，通过其他的方式主动规避反倾销贸易壁垒，降低企业出口的损失和海外经营的风险。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规避反倾销贸易壁垒的方式的有效性已经被许多跨国企业的实践所证明。在中国所面临的反倾销调查案件日益增多的同时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也增长迅速，那么这两者之间是否具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呢。中国的出口企业是否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规避反倾销贸易壁垒呢。这种做法的机制和效用如何。本文正是建立在这样的思考上，将研究的核心放在中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规避反倾销贸易壁垒这一核心问题上。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建立在对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反倾销贸易壁垒三者的关系之上:一方面，如果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没有明确的作用关系，那么通过改变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分布就不会对国际贸易量产生影响，也就没有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规避反倾销贸易壁垒从而影响国际贸易的理由;另一方面，如果反倾销贸易壁垒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没有明显的作用关系，那么通过改变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与分布也无法避免反倾销贸易壁垒所带的国际贸易损失，也就没有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来规避反倾销贸易壁垒的必要。在国际上，关于三者关系的理论研究已经相对成熟，本文通过对已有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归纳总结，梳理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也为全文的论述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理论层面上，三者的相互作用关系显而易见，国际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或替代或互补的关系，这种关系随着实践的演变而日益复杂;贸易壁垒的增加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长之间也呈正向相关关系，尤其是作为新型贸易保护手段的反倾销对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分布的影响非常显著。但是从现实层面来看，中国为什么要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规避反倾销贸易壁垒，以及如何进行规避呢。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从中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规避反倾销贸易壁垒的可行性与必要性两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在可行性分析方面，笔者首先为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找到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与“边际产业扩张论”等理论依据，然后重点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规避美国反倾销贸易壁垒的成功经验，将当时日本与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经贸形势进行了对比分析，并突出强调了现阶段中国所具备的独特优势，为中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规避反倾销贸易壁垒的可行性找到了充分的依据。在必要性分析方面，笔者首先分析了中国所遭受到的反倾销贸易壁垒状况与出口企业的应对状况，然后对比了中国主要贸易摩擦国与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国的分布，初步得出了中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规避反倾销贸易壁垒目的并不明显的结论。在对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之上，笔者通过对出口企业在作出对外直接投资行为选择时所面临的投资区位、产业和进入方式等核心问题的分析，总结归纳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规避反倾销贸易壁垒的一般作用机制，并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作用效应。 在对中国所面临的现实状况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规避反倾销贸易壁垒作用机制进行梳理之后，笔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所遭受的反倾销贸易壁垒之间的关系做出了一个初步预期，并通过分析得出了影响出口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关键因素。紧接着，本文将这些关键因素作为重要变量建立了计量经济学模型，以期通过实证的方法验证现实中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反倾销贸易壁垒之间的作用关系。本文选取了2007-2009年间中国对20个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东道国市场规模、生产成本、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量、中国对东道国出口额以及汇率等关键变量构成面板数据，构建了模型并运用广义最小二乘的方法对参数进行估计，从而得出反倾销贸易壁垒的增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且作用比较显著的结果。 计量检验的结果与本文最初的预期存在着一定的偏差。笔者认为，预期中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与所遭遇的反倾销贸易壁垒关联性不大但是计量结果却显著，是因为存在着“绕道第三国投资”等现象。“绕道第三国投资”是指一国出口企业在遭受东道国反倾销调查时，不是通过直接投资东道国市场而是通过投资第三国市场而规避反倾销贸易壁垒的现象。导致这一行为的原因可以是第三国市场拥有相对的生产成本优势，或是与东道国存在着比较紧密的经济联系。遭到东道国反倾销调查的出口企业通过投资第三国获得一定的成本或政策优势，在第三国市场上进行出口产品的生产之后再出口到东道国，从而规避反倾销贸易壁垒，维护原有的国际贸易利益和国际市场份额。这种行为较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长与所遭受的反倾销贸易壁垒增加呈正相关关系，但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却与主要的贸易摩擦国不匹配的现象。 针对理论分析及实证检验的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作为宏观战略的制定者，政府应该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帮助涉案企业应对反倾销调查、维护企业利益;加快建设行业协会、培养大量反倾销复合型人才;制定法律法规以规范企业的竞争行为;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塑造国家的核心竞争实力，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加到国际经济贸易中去，为中国的出口企业争取更为有利的贸易和投资环境。而作为遭受反倾销调查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主体，出口企业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日益严峻的反倾销贸易壁垒形势，转变经营理念，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产品的竞争实力;变被动为主动，制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规避反倾销贸易壁垒的具体政策措施;整合行业内资源，主动开辟有利于投资的国际市场环境;改善自身产品和服务的国际形象，增加国际市场议价能力等等。 反倾销贸易壁垒的不断增加是中国所必须面临的现实问题，而对外直接投资也被证明是规避反倾销贸易壁垒、减少国际贸易损失的有效途径。在厘清这一问题的来龙去脉之后，中国的出口企业需要做的是变被动为主动，积极调整战略、转变思路，以更加多元化的方式规避贸易壁垒、推动国际贸易发展、扩大对外经济贸易交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与尝试不会停止，其中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克服面临的困难，走得更加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