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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肠造口患者的长期生活质量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研究焦点,既往研究显示，不同造口时间肠造口患者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有所不同。本研究以肠造口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人口学资料、疾病相关资料、社会支持、自我效能、适应、心理状态等因素对造口术后不同时间段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同时按不同造口时间分组，关注不同造口时间肠造口患者生活质量之间的差异，并以造成组间差异的各种影响成分为切入点，通过人口学研究中常用的“标准化和分解效应分析”（Standardization andDecomposition Analysis, SDA)研究方法，探索不同时间肠造口患者生活质量之间的表面差异和真实差异，分解出各种因素对组间真实差异的影响效应，旨在获得在控制不同干扰因素的分解效应后，不同造口时间肠造口患者生活质量的真实差异，以期为准确评估肠造口患者造口术后不同时间生活质量的真实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提供可靠的证据，为今后针对性干预策略的构建提供建议。方法本研究包括两大部分，分别是横断面调查性研究及“标准化和分解效应”分析研究。第一部分：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横断面调查性研究。通过文献回顾、理论研究等方法确定研究变量，其中，因变量为不同造口时间（S1年、>1?6年、>6年）的生活质量；自变量为人口学和疾病相关资料、适应、社会支持、自我效能、焦虑/抑郁等。采用横断面调查性研究，通过方便抽样，调查了457例肠造口患者的生活质量、自我效能感、适应水平、社会支持水平和心理状态等，结合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了肠造口患者在造口术后不同时间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第二部分：不同造口时间生活质量差异的成分分解效应研究。比较不同造口时间肠造口患者生活质量的差异，并采用“标准化和分解效应分析”方法，探讨多种干扰因素对不同造口时间肠造口患者生活质量差异影响的分解效应，以获得不同造口时间肠造口患者生活质量的真实差异及其影响。结果：1、基本情况457例肠造口患者根据造口时间分为3组，第1组为患者造口术后时间S1年，第2组为患者造口术后时间为>1?6年，第3组为患者造口术后时间>6年后。所有患者中，男280例（61.3%)，女177例（38.7%);平均年龄（61.61±12.76)岁，≥70岁的患者128例（28.0%)，<70岁的患者329例(72.0%)；宗教信仰：8例未作答，有宗教信仰83例（18.5%)，无宗教信仰366例(81.5%)；教育程度：10例未作答，未受过正式教育的43例（9.6%)，小学73例（16.3%)，初中或高中肄业127例(28.4%),高中毕业102例(22.8%),大专65例(14.5%),本科30例(6.7%),研究生教育5例（1.1%)，其他2例(0.4%)。婚姻状况:5例未作答，已婚392例（86.7%)，离异5例（1.1%)，单身11例（2.4%)，丧偶30例(6.6%),拒绝回答12例（2.7%)，有男或女朋友2例（0.4%);职业状态：54例患者未作答，每周工作时间240小时的有71例（17.6%)，每周工作时间<40小时的有17例（4.2%)，全日制在校学生2例(0.5%)，永久性或暂时性伤残20例(5.0%),未就业1例(0.2%)，其他292例(72.5%)；收入水平：4例未作答，月收入￡500元64例（14.1%)，>500?1000元46例（10.2%)，>1000?1500元36例（7.9%)，>1500?2000元53例（11.7%)，>2000?2500元128例（28.3%)，>2500?3000元51例(11.3%),23000元27例(6.0%),拒绝回答48例（10.6%);子女情况：无子女的有14例（3.1%)，1个子女的有172例（37.6%)，2个及以上的有271例（59.3%);居住状态：一个人住30例（6.6%)，和家人一起住425例(93.0%),住养老院2例(0.4%)；吸烟史：吸烟34例（7.7%)，无吸烟史的291例(66.3%),戒烟的114例（26.0%)。2、不同造口时间肠造口患者生活质量水平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3组患者生活质量总分分别为(5.42±0.09)分、（5.18±0.08)分和(5.05±0.14)分；生理维度分别为(6.22±0.12)分、(5.75±0.11)分、(5.44±0.19)分；心理维度分别为(5.22±0.12)分、(5.01±0.11)分、(5.07±0.17)分，社会维度分别为(4.79±0.11)分、(4.59±0.12)分、(4.55±0.18)分，精神维度分别为(5.65±0.10)分、(5.63±0.13)分、(5.26±0.19)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适应总分、自我效能总分、造口类型、接受维度、术前是否定位、保持活力的效能维度、焦虑是第1组（造口时间S1年）肠造口患者生活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共解释总变异的75.8%;适应总分和主观支持是第2组（造口时间>1?6年）肠造口患者生活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共解释总变异的57.9%;适应总分是第3组（造口时间>6年）肠造口患者生活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共解释总变异的62.5%。3、不同造口时间肠造口患者生活质量真实差异的SDA分析结果(1)造口时间S1年和造口时间>1?6年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差异的SDA分析造口时间>1?6年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5.1864)和造口时间S1年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5.4294)相差-0.2430，差异看似无统计学意义（t=1.956，P>0.05)。但对样本构成的混杂因素（自理程度、焦虑水平、抑郁水平、社会支持）进行标准化处理，即控制这些干扰因素后，造口时间>1?6年患者生活质量的真实水平（4.7473)和造口时间S1年生活质量的真实水平(5.1626)相差-0.4153(t=2.734, PC0.05)，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混杂因素中，自理程度对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差异起着重要作用，是组间差异的重要影响成分，其成分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t=3.3528，PC0.05)。自理程度成分效应对生活质量差异的相对贡献率为-132.1806%，意味着控制自理程度的成分效应后，可缩小两组患者间生活质量的差异。社会支持成分效应对生活质量差异的相对贡献率为65.5553%，意味着控制社会支持的成分效应，可增大两组患者生活质量的差升。(2)造口术后￡1年和造口术后>6年两组患者生活质量的SDA分析造口时间>6年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5.0612)和造口时间￡1年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5.4294)相差-0.368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61，PC0.05)。对样本构成的混杂因素（自理程度、焦虑水平、抑郁水平、社会支持）进行标准化处理，造口时间>6年患者生活质量真实水平（4.3504)和造口时间￡1年生活质量真实水平（5.1626)相差-0.8122(t=-4.12，PC0.05)，仍具有统计学意义。混杂因素中，自理程度对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差异起着重要作用，是组间差异的重要影响成分，其成分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t=3.46, PC0.05)。自理程度成分效应对生活质量差异的相对贡献率为-116.492%，意味着控制自理程度的成分效应后，可缩小两组患者间生活质量的差异。社会支持成分效应则起到了一个反向的影响（-0.1393，t=-1.27, P>0.05)。社会支持成分效应对生活质量差异的相对贡献率为37.8349%，意味着控制社会支持的成分效应后，可增大两组患者生活质量的差异。(3)造口时间>6年和造口时间>1?6年两组患者生活质量的SDA分析造口时间>6年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5.0612)和造口时间>1?6年患者的生活质量水平(5.1864)相差-0.1252，差异看似无统计学意义(t=-0.89，P>0.05)。但对样本构成的混杂因素（自理程度、焦虑水平、抑郁水平、社会支持）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造口时间>6年患者生活质量真实水平（4.3504)和造口时间>1?6年生活质量真实水平(4.7473)相差-0.3639(t=-2.11, PC0.05)，具有统计学意义。混杂因素中，自我效能对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差异起着重要作用，是组间差异的重要影响成分，其成分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t=2.01，PC0.05)。自我效能成分效应对生活质量差异的相对贡献率为-105.2100%，意味着控制自我效能的成分效应，可缩小两组患者间生活质量的差异。抑郁成分效应则起到了一个反向的影响（-0.0829，t=1.10，P>0.05)。抑郁成分效应对生活质量差异的相对贡献率为66.2256%，增大了两组患者生活质量的差异。结论：本研究样本人群的生活质量水平随着造口术后时间的推移，生活质量总分呈逐渐降低的趋势，且在造口术后的不同时间段肠造口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不同，但在3个时间段内，适应总分均为肠造口患者生活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不同造口时间肠造口患者生活质量水平进行标准化和分解效应后，发现自理程度或自我效能因素对不同造口时间肠造口患者生活质量的差异起到了重要影响作用。研究结果提示应关注肠造口患者不同造口时间段的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但在分析其生活质量差异时要考虑不同干扰因素成分效应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为今后提升不同造口时间肠造口患者生活质量制定个性化策略提供可靠的证据支持，从而达到肠造口治疗的最终目标提_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