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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全球经济与科技发展历程,科学技术革命已经成为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在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国家竞争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科技创新,世界各国逐渐加大研发投入的力度来促进技术进步。近年来,相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研发活动投入的增长速度更加明显,但这些众多科技创新资源投入并没有完全转化我们所期待的学术价值或经济价值,研发活动效率相对较低。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长期高额的研发经费投入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意味着中国研发投入对社会经济贡献的提高应该更多依靠研发活动效率的提高,而非盲目扩大研发经费的投入。目前,大多数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将提升研发活动效率和转化能力作为增强其自主创新能力的主要途径。在此背景之下,对中国研发活动质量和效率进行准确评价,有助于客观认识中国科研水平,实现科研资源的有效配置,对区域创新战略的实施有着重要的意义。研发活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过程,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知识溢出,即区域内部的创新主体之间以及区域之间的研发活动存在着知识溢出,其研发活动会受到多空间尺度下的以及不同传导路径下的知识溢出的影响。由此可见,对研发活动效率影响因素研究应该将知识溢出因素考虑在内,知识溢出空间尺度的差异以及传导路径的不同对研发活动效率的提高会有所不同。已有相关研究将研发活动视为一个“黑箱”,没有考虑研发活动内部的复杂性,其研发活动效率的测算结果不但不能够真实反映研发活动的整体效率,而且无法探索研发活动内部过程的影响。为此,本文基于两阶段链式研发过程的概念框架,将研发过程分解知识创造和知识商业化两个阶段,采用网络DEA模型测算2009到2017年中国省际各阶段研发活动效率,打开研发过程的“黑箱”,探索研发活动内部过程对整体研发效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多空间尺度下的知识溢出以及不同传导路径下的知识溢出出发,试图分别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实证系统地检验分析知识溢出对中国研发活动效率提升的影响机理,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两阶段链式研发活动高度遵循空间集聚规律,研发活动内部不同阶段子过程呈现一定的空间差异性特征。基于构建的两阶段链式研发过程的概念框架,分别测算得到知识创造效率、知识商业化效率以及整体研发活动效率,发现中国研发活动效率总体水平中等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说明近年来中国整体研发活动效率有了明显改善的趋势,其增长幅度放缓也反映了当前依靠研发投入增加来提高研发活动效率的规模收益在下降。地域分类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研发活动效率呈现出“东高、中快,西低”的发展态势。中国研发活动效率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但分阶段研发活动效率在不同地区表现出一定的空间差异性特征,沿海省市知识创造效率高、知识商业化效率相对较低,西部地区则呈现相反特征。最后以由知识创造效率和知识商业化效率构成的坐标体系作为识别框架,辨别出其研发过程的薄弱环节来制定针对性的研发活动效率提升路径。(2)与区域之间空间知识溢出的影响不同,区域内部价值链知识溢出是研发活动效率提升的主要影响因素。在知识溢出机制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运用空间Durbin模型去量化国际知识溢出、空间知识溢出和价值链知识溢出的影响,发现区域间的空间知识溢出对整体研发活动效率存在显著的影响,意味着一个省市的总体研发活动受到相邻地区研发活动外部性的影响;研发活动价值链后向知识溢出或前向知识溢出仅发生在区域内部而不是区域之间;国际知识溢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知识创造效率的提高,但是这种影响却没有发生在知识商业化阶段。(3)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很好地阐释了不同传导路径下的知识溢出是如何影响不同类型的研究。本文在分别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了集聚和网络“双重传导路径”下的知识溢出对研发活动效率的影响机理,发现创新集聚的知识溢出效应对知识商业化效率提升的贡献更大,这也证实了创新集聚的隐性知识溢出对知识商业化活动的重要性,为回应网络效应和集聚效应重要性的争论提供了新的解释和依据。知识创造研究中创新网络的知识溢出效应更为重要,这是因为知识创造活动更依赖易于传播的编码知识,即使是发生在创新集聚程度不强的地区也能够有效率地进行知识创造活动。对于非常依赖于隐性知识溢出的知识商业化活动而言,集聚效应的重要性在很多文献中得到接受和认可。相比之下,知识创造研究则更依赖于通过创新网络所获取到的编码知识。集聚和网络“双重传导路径”下知识溢出能够满足不同类型研发活动对不同类型知识的需求,为精准制定中国区域创新发展战略提供扎实的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