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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据显示，1999年在四分之一以上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控制了银行部门30％以上的资产;而从20个发达国家的数据来看，这一比例只有2％。已有的文献研究表明国有股权会损坏企业的效率，特别是在竞争性部门。而国有银行效率普遍低下的事实使得国有银行的地位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上世纪9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对银行业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试图通过私有化来提高银行的经营效率，促进经济的发展。但中国银行业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让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政府产权的作用问题。如政府部门是否应该继续拥有银行的股权？银行是否应该卖给战略投资者或者是分散化股权以实现私有化？政府是否应该同意外国投资者参与私有化进程？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方式鼓励或不鼓励竞争？都是有待进一步讨论的课题。本文通过研究银行的产权改革特别是私有化改革实践，分析我国产权改革路径的选择和总体思路。 银行产权改革中国有化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对公有产权和私有产权的理解，而政府控制银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支持者认为政府控制银行有利于提高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反对者则认为政府对银行的控制使银行不能成为市场运行的主体，市场自动调节机制失效将造成低效率，进而阻碍经济的发展。理论界对政府对所有权控制的看法主要集中在发展的观点、政治的观点和制度的观点三种观点上。而有关政府产权对银行自身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银行效率和银行稳定性这方面，大部分学者认为政府产权不利于银行效率的提高，但对稳定性的影响却未达成一致性意见。本文认为无论国有化还是私有化产权改革，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促进经济体系的健康发展。 可是由于银行产权改革往往受到各种初始禀赋条件的限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与制度等初始禀赋条件下的差异，使得发展中国家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达成预期的目标，甚至会造成经济条件的恶化，进而引发危机。政府的改革动机及产权改革方式和路径的选择，在初期条件的配置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对产权改革起着助推器的作用。本文认为一国在进行产权改革前需要对自身的经济、政治制度条件有着清楚的认识，各种条件的完善才能保证改革目标的实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产权改革的过程，部分发达国家的产权改革经历了国有化和私有化交替出现的局面。但不同的是，有些国家在产权改革之后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而另一些国家却未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引发危机。 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权改革的实践来看，发达国家是以私人资本为基础，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私人产权是发达国家经济体制的常态，而国有化则是非常态，从近期金融危机下政府通过向国有银行注资来救助银行的状况来看，“国有化”似乎只是政府的危机的救助手段，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国有化。而发展中国家中的转轨型国家，国有经济一直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银行的产权改革则主要以私有化为主。由于国有银行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私有化的过程会涉及到更多的利益冲突，制度和法律需要更加的完善，制度变迁方式和速度则显得尤其重要。因为新的制度的建立是需要花费较长时间的。从经济因素来看，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可以为其私有化产权改革提供稳定的外部发展环境，为之后效率的提高提供条件，而发展中国家的银行自身效率与宏观经济发展情况对于银行私有化的产权改革是不利的，而且这种不利因素在短期内是无法消除的，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产权改革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政治法律条件来看，发达国家政府通常主张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因此，发达国家的政治环境相对较为宽松。对于转轨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属于社会主义的制度体制，强调的是政府对资源的绝对控制，更谈不对上产权的保护。本文通过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权改革后绩效，发现发达国家私有化的程度高于发展中国家，银行的经营效率也高于发展中国家。但私有化产权改革后，部分发展中国家出现银行危机，相比而言，发达国家并未有类似的情况出现，这进一步证实了发展中国家受到初始禀赋条件的限制，一味的强调用私有化来提高银行的经营效率可能会引发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特别是私有化过程中引入的境外投资者的资金“抽逃”现象更是雪上加霜。 中东欧国家的境外投资者是私有化的主体，境外投资者的引入对于部分发展中国家提高银行的绩效有着重要的作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金融体系的内外环境存在很大的差异，表现在内控、经营机制、金融意识和金融监管水平等诸多因素上。外资通过对影响国内信贷资源配置会对东道国银行的稳健经营产生影响，在危机时，外资还有可能出现“抽逃”的现象，从而进一步加重东道国银行的危机。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后对东道国经济发展与银行稳健经营的影响，得出对于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慎重。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转轨型国家，银行体系在金融体系甚至经济体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今我国银行业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银行改革的目标除了经营绩效的提高外，稳定性也是一个不得不关注的重点。由于产权主体、竞争缺位等问题被认为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但值得注意的是，银行业作为特殊的行业，与其它实体行业不同的是完全的竞争或私有化可能会产生一系列不稳定性因素，如国有隐性担保的退出、外资威胁论等。由于我国经济、政治制度及银行救助机制发展与西方私有化国家存在极大的不同，加上中国仍然是以银行主导的金融制度，过快的将银行私有化不利于经济体系的稳定。此外，由于国有企业需要国有银行支持，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有信贷偏好，国有银行若“抽身”而出，由国有银行提供资金支持的国有企业会出现资金短缺的问题，由此可能会引发经济体系的不稳定性。 我国银行体系的构成中，国有银行起着主导性的地位，在国有银行的改革当中，产权问题处于核心地位。政府的惟一所有，使国有银行产权存在界定缺失、功能缺失和结构缺失，产权本应具有的激励约束机制在国有银行制度中失效。国有银行的产权设置成为国有银行建立商业化经营机制的障碍。财务重组后的国有银行通过引进了外资战略投资者和公开发行股票实现了私有化改革。此次股份制改革是国有银行最为昂贵的一次改革。经过几年的运行，三家国有银行的财务指标持续向好，“引制”目标见到一定成效。但与其他股份制银行相比，国有银行的竞争能力还存在不足，“形似”的现代银行制度何时真正实现“神似”尚不得而知。 因此，在我国经济、政治制度环境尚未改善的情况下，认为我国银行业后产权改革的总体思路应是国有银行保持政府绝对控股的地位不动摇，股份制银行则可以由私有产权或者是外资产权控股，在提高银行绩效的同时，保证经济体系的稳定。 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分析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对已有的产权改革的动因、银行产权改革与效率和稳定性文献进行了综述，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并对文中的几点关键性概念进行了定义。第二章对本文所用的理论进行了梳理，提出了银行产权改革的目标。第三章分析了银行产权改革的路径和初始禀赋条件，认为初始禀赋条件和路径不同对银行产权改革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的影响。第四章比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权改革，不同国家初始禀赋条件的差异使得产权改革后银行的绩效之间存在差异，甚至会引发金融体系的危机。第五章对私有化改革过程中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对东道银行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得出正确的引入外资银行是有利于东道国银行发展的，但不正确的引入可以会增加银行体系的脆弱性。第六章对中国银行政府主导下的商业化改革和市场结构的构建进行了回顾，由于政府与商业银行之间利益的非均衡性，政府主导下的银行政策性业务剥离、注资与不良贷款的剥离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是由于之前的商业化改革并不触及到产权改革，而我国普遍存在着产权界定、结构和功能缺失的问题，可是在我国产权改革条件不完备具备的情况下，盲目的产权改革极易引发不稳定性因素。第七章对中国银行后产权改革阶段进行评价，认为国有产权还是私有产权并是问题的关键，与经济、政治制度条件相匹配的产权结构才是最有利于一国银行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国有控股的产权结构对银行体系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银行业产权改革的总体思路应是对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区别对待，最终目标是促进金融和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