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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Identity）是西方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涉及到个人的文化身份和集体归属感、个人对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以及个体身份的建构等等。民族认同是身份认同的一种，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本质特征。民族认同并非是一个本质化的概念，它与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宗教、种族等密切相关，处于复杂的文化冲突之中，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发展演变。民族认同所涉及的文化冲突和社会冲突的复杂性将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论文第一部分从近年来中国文化所受到的影响的焦虑、英语的使用与文化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华人流散作家的认同归属问题以及混血儿的认同焦虑等文化现象入手，分析全球化时代民族认同问题的突出及其矛盾性和复杂性。有人把中国20世纪以来的文化视为“殖民文化”，因为20世纪以来的文化交流是不平等的、一边倒的甚至是强制的。西化是否就是殖民化？中国是否有可能完全摆脱西方的影响？语言涉及到表述问题，而表述与主体属性的建构有关。使用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了一种文化，因此，切断一个人与母语的联系，这就意味着与他的本源文化断绝了联系。英语的通行夹杂着复杂的历史因素，它不断提醒非英语国家的使用者们，语言并不是平等的，殖民史和帝国主义是不可忽视的民族文化记忆。流散在海外的华人作家认同于中华文化，认为自己是“中国作家”，但是无论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不认同他们的这种身份。民族认同是否受地域限制？混血儿的认同问题与流散作家类似。生理混血和文化混血使他们无法摆脱认同的尴尬和个体归属的缺失，如韩素音等。 论文第二部分讨论自我与他者的问题，从理论上对上述现象进行分析，指出其中文化冲突和社会冲突的复杂性，主要从全球化与后殖民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交流与主体性的坚守两方面来谈。民族认同问题在后殖民理论的研究中尤其突出，而后殖民理论则是全球化的产物。后殖民看似是对全球化的离心作用——全球化的趋向是一体化、同质化，而后殖民理论则强调差异、边界。文化交流的多边性和社会冲突的复杂性不断提醒着人们:没有单一的“文明的他者”，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乔纳森·弗里德曼以美国夏威夷土著人和日本北海道阿伊努人等少数族裔建构自我认同的不同策略为例，说明全球化时代建构民族认同的困境。民族性和身份认同的问题只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尖锐，因为发展意味着“和国际接轨”，而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性和文化多样性则在越来越频繁的国际交流中变得模糊和难以界定。在全球化多元语境下，没有简单的非此即彼的选择，只有在历史与现实交织中的复杂现状和艰难抉择。 论文第三部分讨论文学与民族想象之间的关系，指出文学在建构民族认同中的作用。文学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种作用并不是说文学直接参与了民族认同的建构、直接为民族认同的建构服务，而是指各类文学作品为主体属性的形成提供了各种含蓄的模式。文学中的民族认同包括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自我认同是民族文化内部的问题，涉及到文学与民族文化之问的关系，例如文学中所反映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如魁北克的文学家们一直致力于用文学表达他们独立的民族主体性），作家的民族身份、民族意识以及读者对作者的民族立场的回应（如华人流散作家的中文写作）;他者认同属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涉及到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等问题。 无论如何，民族认同的建构都是一个复杂、艰巨并且永无止境的过程。当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既定事实，各民族已然处于不同“他者”的影响之下，民族认同的建构要面对的是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压力、文化和社会的多方冲突、自我和他者的双重影响，并且没有退避的余地或逃脱的可能，更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这正是民族认同的悲剧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