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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晚清小说翻译进行的研究不是传统的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的批评式研究，而是运用文化研究方法论，对晚清小说翻译活动进行历史的、功能的和文化的描写和解释，把晚清的翻译小说复原到产生它的社会历史背景中，着重于分析翻译策略的形成过程，观察翻译作为主体文化产品在主体文化和文学演进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功能。本人认为，晚清文人翻译群体通过选择特定的翻译策略，通过个人在文本上的经营和操作，最大程度地进行文化参与和建设，使翻译活动成为一种中西文化协调活动，把一项原则上属于客观的透明的知识输入活动转化成个人参与和干预文化的有效媒介。 本文主要讨论晚清小说翻译活动的四大内容:第一是晚清小说翻译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时人对翻译活动的理论认识，包括对它的文化定位（即译以致用的工具主义）和概念化（即翻译为实业）。这是第一、二章讨论的主要内容。第二大内容就是晚清小说翻译的翻译策略和翻译准则。第三章主要讨论这部分内容。第三大方面就是译评，研究当时的翻译评论准则及其和明清之际小说评点话语之间的关系。这是第四章的内容。第四大内容，也就是第五章，则探讨晚清小说翻译活动和中国现代化的关系. 一.(1)晚清小说界革命是小说翻译活动的直接动力，从小说界革命提出的起因、发起人的背景到它的宣言，都决定了晚清翻译域外小说的救国新民的工具主义本质。梁启超等从意识形态上把小说纳入“文以载道”的正统文学大旗下，给小说披上文学救国的正统外衣，为新小说的输入制造舆论和思想准备。因此，晚清的小说翻译活动，与其说是一场文学活动，不如说是一项经世济民的实业。把小说翻译作为一项实业是晚清文人翻译群体对自我进行的价值定位，这种小说翻译以致用的实业思想是同近代由魏源、龚自珍等发扬光大的经世致用文学思潮紧密联系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致用方向从本质上决定了晚清译者的翻译策略和翻译评论准则，使晚清的小说翻译活动实质上成为文人译者试图参与社会、改造文化、经世济民的实业活动。(2)世界公理、普遍人性和普遍文心构成了晚清小说翻译活动的理论基础。晚清最后十年陡然生温的西学热，使国人的价值标准从传统的儒家体系向以西方典章制度和伦理精神为参照的世界公理转变，小说的地位和功能也由于其在西方的神奇佐政作用而被国人相应抬高到文学之最上乘。对效用的普遍性的崇奉使小说翻译成为必要;随着西方入侵的不断深入和西方文明的逐步渗透，中国社会对西方人性的言说套话从最初的憎恨和鄙视演变为接受和推崇，一种建立在公性情基础上的普遍人性观得到认可和宣扬，而小说以反映人类情感为主要使命，翻译它从理论上成为可能;晚清文人在西方小说和中国小说之间发现的普遍文心（即相似的结构和布局），又从作者和译者的文学修养的相似性方面为翻译小说找到了技术保证。 二.(1)翻译途径晚清小说翻译界的两种基本途径是直接根据原文的直接翻译和经由日本的间接翻译。晚清的小说翻译途径和当时的西学翻译途径几乎沿着同一条方向进行，它们都以英、美、法、德、俄等国的小说为主要翻译对象。翻译西方强国的小说充分体现了晚清社会由被西方强国侵略到向它们学习富强之术的必然历程。经由日文的欧美小说转译则再次证明甲午战争之后中日权力关系的逆转。(2)翻译方法“译意不译词”和“直译”（“直叙”）是晚清小说翻译话语和实践中并存的两种翻译方法。前者在翻译话语中得到积极的提倡，后者则被指斥为“率尔操觚”。“译意不译词”翻译方法的本质是旧瓶装新酒，它揭示出晚清文化的一个本质特点，即建立在中体西用哲学基础上的中西调和观，试图把中国纳入世界体系，却又不愿完全背弃传统。(3)文本特征在体制上，长篇白话章回体和短篇文言笔记体并行不悖，同时又有所创新，出现文言长篇章节体和白话短篇等新体制;在语言上，文言和白话既相争又相容，同时骈文翻译的小说也为数不少，在叙事上，出现新型的叙事方法和叙事文体;在文学形象上，晚清翻译小说中出现的比较典型的人物形象、环境和景物形象被摘除了种族特征和异域色彩，披上了浓厚的中国式外衣。一个愿意开放的晚清文化和一个相对保守的晚清文学传统，共同解释了该时期翻译小说中的人物肖像描写套话。而人物语言和思维中的晚清时代气息，有利于读者和故事中的人物形象进行沟通和认同，从而达到小说以情动人、以情化人的目的，完成小说界革命提高民智、民力、民德的使命。在评述上，晚清的大多数译本都是合翻译、批评二者为一体的特殊文本。通过翻译兼批评，晚清文人翻译群体把小说翻译这一客观的知识输入活动转换成一种积极的文化参与和文化批评活动，使译作不仅仅成为被动接受的知识产品，更成为宣传个人的价值观念、道德理想，进行社会批评的工具。(4)翻译形式晚清小说翻译中所呈现出的形式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以独立个人为主体的翻译形式开始占据主流，合作翻译形式居次要地位。不论独立翻译还是合作翻译，不论“译”，还是“译述”、“译意”、“演义”等，它们在文本特征上的共通性和在译者表述中的互换性证明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以“忠实度”为标尺的等级序列。相反，它们同属于“改写”这一涵盖更广的形式范畴。所有这些改写以这种或那种的形式变体出现，为晚清译者所用，共同服务于晚清的救国新民的意识形态。 三.晚清的小说翻译批评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即它没有建立自己特有的批评话语，而是借用参考了传统的中国古典小说批评话语和主要内容。其中艺术审美和道德评判是当时翻译批评的两大部分。(1)晚清读者对翻译小说的艺术审美秉承了传统的中国古典小说评点模式，从文笔和情节两方面确立了评论的准则:译笔雅驯流畅;情节离奇变化。求译笔雅驯流畅，则必然以自然的行文掩盖译者对原作的暴力行为，借以抒发译者的个人思想;求情节离奇变化，缘于中国古典小说理论中的“非奇不传”之说，集中体现了小说读者的审美情趣和阅读心理。(2)道德评判主要是以“三纲五常”的思想或“温柔敦厚”的诗教为准则，褒贬小说中的人物与事件。晚清所译小说，多为言情和神怪等通俗小说，立意本不高，娱乐成分更多。但译者往往拔高其命意，称它们不是富含“科学”之智识，就是“理想”之依托;不是兴女权，就是倡五伦。可以肯定，译者的这种行为，首先是受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要求制约的。其次，士大夫文人出于同样的政治热情，借助传统的小说评点话语，对域外小说的内容进行道德评判和监督，这种功利主义的以价值判断为依归的译评反过来又必然影响译者的翻译准则。 四.晚清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时期，现代化进程已经开始启动。晚清思想界和文化界开始出现了以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现代精神萌芽。进化、竞争、自由、民主、科学、平等、个性、实用等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观随着域外小说的输入而不可避免地进入中国传统社会，冲击着传统儒家克己复礼的社会关系基础，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不少五四期间和之后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都受了晚清翻译小说，尤其是林译小说的熏陶和震撼而开始认识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