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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长期实行国家干预政策之后，经济滞胀严重，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等现象日益突出，社会矛盾加剧。资本主义国家如何继续通过福利国家的再分配职能调节人们的权力、机会和收入差距，保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同时保持社会稳定，成为诸多学者欲求解决的重大问题。此外，二战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诞生，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影响势大。这也促使西方学界不断反省资本主义理论传统，求变创新。当此之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尔斯的政治哲学著作《正义论》发表，其“公平正义论”旋即在学界引起巨大波澜，一场“正义之争”就此兴起。罗尔斯的哈佛同事诺齐克批评罗尔斯公平正义论的平等主义倾向，建立起宣扬“自由至上”的“权利正义论”，成为“右翼”正义论的主要代表。而在“左翼”，秉承马克思主义批判意识，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汲取灵感与智慧，凭籍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在政治哲学领域构筑起一套正义论体系，成为当代西方一些左翼理论家共有的学术路径。
加拿大著名哲学家、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成员、加拿大哲学学会原主席凯·尼尔森(Kai Nielsen)，作为左翼理论家对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论进行了批判。他的论著是当代有关平等和正义问题的讨论中比较突出的理论文献。他的专著《平等与自由：捍卫激进平等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与道德观：道德、意识形态和历史唯物主义》，一系列文章《马克思论正义》、《平等主义的基本原则》、《全球性正义、资本主义与第三世界》等，对平等与自由、平等与正义的关系做出了深刻而有益地探讨。在批判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论”、诺齐克的“权利正义论”以及其他相关正义理论的基础上，尼尔森力图秉承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特别是阶级分析方法，构建起一套着重于追求实质性平等的“平等正义论”体系--激进平等主义，并认为这一正义论体系比罗尔斯的公平正义论更能为一切人获得同等的基本自由和基本的社会善(social goods)提供更好的理论基础。尼尔森的激进平等主义一经提出即受到北美和欧洲哲学界有关人士的重视和高度评价，很多学者认为他以极其认真严肃的态度仔细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对平等、自由、正义等范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梳理，分析批判了各种与平等主义对立的理论，对围绕平等概念而产生的各种争论作出了有益探讨。
本文力求通衢展现尼尔森的激进平等主义及其论证过程，主要包括五个部分。
首先，本文第一章追本溯源，探询尼尔森激进平等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研究方法。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以穷富矛盾为代表的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出，这种历史背景为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提供了现实土壤。罗尔斯、诺齐克等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相继从正义角度为资本主义解决经济和社会痼疾提供各自方案，力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平的双向共进。但新自由主义哲学家无法跳出“资本主义的框框”，因此他们的理论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诺齐克太关注于个人自由，似乎抛弃了平等理念，无视弱势群体的痛苦，其理论成为冷冰冰的政治哲学；罗尔斯虽然专注于平等，但其理论却变相巩固了最少受惠者的弱势地位，使穷人的自由成为“无用的自由”，也无法将平等贯彻到底。这就为以尼尔森为代表的左翼政治哲学家提供了理论创新的空间。尼尔森试图在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基础上，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通过批判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构建起自己的正义论体系。同时，他也借鉴“广义反思平衡(wide reflective equilibrium)”方法，对其激进平等主义进行详细的理论论证，并在回应质疑的同时，补充和完善相关论点。
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是尼尔森构建激进平等主义最为主要的理论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阶级分析方法是尼尔森批驳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最有力的理论武器。因此，本文第二章着重介绍了尼尔森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正义观的梳理与阐释，也期望从另一个角度展现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在解决当代社会问题时的效力和理论生命力。尼尔森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系统论述对正义问题的看法，但在批判他们那个时代流行的各种正义观念的过程中阐发了自己的正义思想，主要包括：(1)正义观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存在永恒的抽象的正义观，人们应当在具体历史背景和特定生产方式下判断事物正义与否。(2)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虽然比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前进了一大步，但仍然会因人们与生俱来的天赋、健康等因素的差异而导致事实上的不平等，真正的平等只有在消灭了阶级、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3)社会分化为阶级是导致不平等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只有当阶级差别被完全克服、阶级社会完全消失的时候，不平等才会消失。因此，消灭阶级是共产主义者平等要求的关键内核。随后，尼尔森论述了列宁的正义观，指出列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进一步阐释了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正义原则，明确提出由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形式平等向共产主义按需分配这一实质性平等过渡的思想，实现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正义观的承继与发展。
在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正义观进行认真梳理和分析之后，尼尔森力图以马克思主义正义观为理论依据，以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为指导，构建激进平等主义正义论体系。本文在第三章对尼尔森激进平等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了详细评介。首先，阐述了激进平等主义的核心内容，即四个正义观念和两个正义原则，其主旨在于将平等理念贯彻到底，实现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在理论上的一致性和融贯性，为人们在现实中获得真正的平等自由和道德自治提供理论指导。其次，分析尼尔森对激进平等主义社会可实现性问题的论证。根据尼尔森的观点，平等主义者可以通过耐心细致的社会论证来促进平等社会的实现，而不会对民主产生威胁，更不会侵害个人自由、道德自治和个人权利。尼尔森还论证了实现无阶级社会的可能性，认为在无阶级社会中，实质性平等能够得到彻底实现，激进平等主义能够得到彻底贯彻。再次，呈示尼尔森将实现平等的长远目标与改善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路。尼尔森区分了作为目标的平等(人们生活条件的平等)与作为权利的平等(法律、政治上的平等和经济领域内的实质性平等)，并阐释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平等应当作为人类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当部分平等实现后，平等就成了人们理应拥有的一种权利，一种固有模式，人人享有，人人受益，这就在理论上把实现平等与改善现实结合了起来。
在系统归纳尼尔森关于激进平等主义的基本主张之后，本文在第四章展示了尼尔森对广义反思平衡方法的具体运用，以期解读他补充、完善和捍卫激进平等主义的总过程。尼尔森立足于激进平等主义的主要观点，通过与当代一些流行的正义理论进行比照，批判吸收其中的一些观点以补充激进平等主义，提升其理论层次和现实契合度，力求实现广义反思平衡。首先，他视正义为“应得”，代替“作为平等的正义”。他反对将应得作为衡量正义的唯一标准，同时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应得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正义标准，应当在正义论中占有一席之地。建立在对应得的主张之上，尼尔森继而分析了“古典平等主义”的正义指向。他认为，“古典平等主义”以机会平等为关注点，有利于人类的天赋和才能得到最大化发挥，但机会平等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得以实现，除非结合对结果平等的关注，否则机会平等永远只能是形式意义上的平等。在批判单纯追求机会平等的“古典平等主义”的基础上，尼尔森进而分析了同样诉诸于机会平等、但却缺乏人文关怀的精英主义正义观。他明确指出，精英社会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人性化社会，精英主义只不过是一撮精明的追求功利最大化者鉴于社会现实，为了巩固他们的地位并获得进一步的利益而提出的主张。他通过剖析精英主义的逻辑，连续对精英主义施以理论批判，最终使精英主义以谬论收尾。同时，他也认为精英主义所关注的生产力原则，有利于提升社会生产效率，有益于积累社会财富，有助于使社会加速向充分富裕阶段迈进，因此具有可取之处。尼尔森最后一个批判借鉴的对象是诺齐克的权利正义论。诺齐克可以说是平等主义者最主要的理论对手，权利正义论也是对激进平等主义的最大威胁。尼尔森通过对诺齐克的批判，再一次阐释了自由与平等并不冲突的观点，同时吸收了诺齐克关注和尊重个人权利的思想。至此，尼尔森通过与当代主要的正义观念进行理论交锋，捍卫了激进平等主义，并对其进行了补充与完善，达到了他所认为的广义反思平衡。
最后，本文在第五章分析了尼尔森经过广义反思平衡后对激进平等主义的结论性阐述。尼尔森集合了一些松散的观点，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论证，捍卫了平等理念，并得出结论：自由需要一个大体平等的条件，如果自由和平等都能够被具象呈现，那么在一个物质财富充足并扬弃了资本主义缺点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自由和平等能够实现完美统一。
尼尔森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的研究彰显了阶级平等、消灭阶级、国家消亡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生命力，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分析正义问题上的理论穿透力。在整个社会正义论层面，把看问题的视野由形式合理性拉回到实质合理性领域。其次，尼尔森由于把问题提到“消灭阶级”的高度，因此他有充分的理由批判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即使能够说明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最小受惠者比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得到更多的物质好处，也不能充分证明资本主义社会是更好的或更正义的社会。”再次，尼尔森正确阐释了自由与平等、财富与自尊之间的关系，提出没有财富的平等，就没有真正的自由；没有财富的平等，就没有平等的自尊；一个实质正义而不仅仅是形式正义的社会，必须为人们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创造物质条件。
当然，尼尔森的激进平等主义也存在一些理论缺陷。第一，尼尔森对平等与效率的辩证关系未予足够重视，人们很难想象一种无需效率激励机制而保持相对富裕的静态社会，也很难理解这种相对富裕社会如何向充分富裕社会过渡。第二，尼尔森对阶级概念缺少精致界说和经验分析，致使其理论说服力有所削弱。第三，尼尔森将平等作为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是正确的，但他提出的一些实现平等的方式和途径却有着乌托邦主义的倾向，无法为无产阶级实现平等社会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