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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西方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我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界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定论，但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外延而言，基本上认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包含两大发展阶段的说法。第一阶段是指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植根于西欧大陆，与东欧(主要是俄国)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主要有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第二阶段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后源自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主要集中于英美为主的英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或流派，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各学派，我国学者大多主张将其划分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流派。徐崇温教授在他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中，明确提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总共包含了6个基本流派或思想路线:在人本主义方面，有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在科学主义方面，则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①俞吾金、陈学明教授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中也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蕴涵着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倾向。②其他学者大都采用了这一流派划分方法。 笔者认为，对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作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流派划分，既不符合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际，模糊了其理论的积极内容，也不利于我国对20世纪70年代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会对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造成难以摆脱的理论困境。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人本和科学划分的一个重要依据是遵循现代西方哲学的传统，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研究主题、阶级属性等方面与现代西方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将现代西方哲学的流派划分方法简单套用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去，必然导致削足适履，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内容得不到体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人本和科学划分的另一重要依据是:西方学者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做了扩大的使用，将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纳入到原本只有人本主义流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中，为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应划分为人本和科学两大流派。令人遗憾的是，安德森本人并不认同这一说法。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明确说到:"在黑格尔和反黑格尔学派之间作含糊的双重对比，是全然不能规定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学派的确切领域和相互关系的。"由此可见，我国学者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流派的依据是值得商榷的，而且这一做法也不利于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纵深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内部各种理论纵横交错，理论渊源复杂多样，其主要内容远不是人本和科学两大主题能够概括的;20世纪70年代后，时代背景的变迁，研究主题的变换，正统与非正统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争论的焦点，这一理论特征也不是人本和科学所能说明的。 第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超出了哲学领域，仍然沿用现代西方哲学的流派划分方法，必然使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局限在哲学领域，这无疑限制了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视野。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的丰富和发展，若按现代西方哲学传统划分其流派，会使用西方人本和科学两极对立的思维方法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这必然不利于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正确的借鉴。 总而言之，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流派的做法是欠慎重的，为推进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纵深发展，应摒弃这一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