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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时也是文化的外在表象。两个民族语言的交流实际上就是文化的交流。他们之间的沟通不仅取决与语言,而且取决与他们对语言负载文化的理解。著名的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语言在文化中的作用以及文化对词义、习语含义的影响如此带有普遍性,以至于在不仔细考虑语言文化背景的情况下,任何文本都无法恰当地加以理解。”因此,翻译必然是文化的翻译。
在文化翻译过程中究竟是应该“归化”,还是应该“异化”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归化”翻译可使译文流畅易懂,引起读者共鸣；“异化"翻译可拓宽两种语言之间的共性,促进文化交流并丰富译语国的语言。翻译策略的选择要从文化全球化的语境说起。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跨文化共享或共有的指涉不断增多,翻译外国文本、特别是西方文本时所遇到的由文化差异引致的羁绊相应减少,继而促进了跨文化交流的互动与融合。因此,文化翻译也就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呈现出混同和杂合的特点。由于全球与本土的力量相互影响与作用,文化差异及其如何制定翻译策略等相关问题,应置于全球化／本土化的跨文化语境下审视和关注。这似乎为“异化”翻译提供了沃土。过度归化似乎有种族中心主义和对外国文本篡改的嫌疑。过度异化似乎又陷入了文化殖民的沼泽。
但在翻译过程中,不可能永远只遵循一种原则或策略。保留原语文化特色会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有时候与对方的思维或观念冲突难以被译语读者所理解或接受。译文如果顾及读者的接受习惯,原文特定的文化内涵就有流失的可能。从交际的角度讲,过度归化和过度异化都不利于交际。可以说,“归化”“异化”两种策略的使用中,不是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是一个“度”的把握问题。因此,本文将文化研究中的“度”定为研究对象。
“度”是一个哲学概念。“度”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将哲学中“度”的概念引入文化翻译,为“归化”与“异化”的翻译策略之争提供了新的解决途径和理论支持。
基于以上因为,笔者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1.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之间是否存在“度”?
2.如果“度”真的存在,怎样才能才能证明它的存在?
3.“度”对文化翻译有什么意义?
4.产生这种现象的因为可能是什么?
本文采取对语料进行定性、定量相结合分析的方法。作为语料的习语全部来自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红楼梦》一书。本文以黑格尔的哲学理论为框架,以文努提的归化异化翻译策略为原则,对红楼梦杨译本中的习语翻译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对作者本人和另一位高校教师的评分结果进行对比研究得出结论,文化翻译中的“度”的确存在。通过将相应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用图示展示出该译文中归异化翻译之间的“度”。从而回答了第一个和第二个研究问题。
在文化翻译中,“度”很难被看到,因而常常被人们忽略,但文学翻译中的“度”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在文化翻译中,译者犹如一只操纵天平的手,天平的支点偏向哪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思考和感觉,但文化翻译的“度"还是可以被发现的。本项研究的意义在于,一篇成功的译文的“度”在被提取出来之后,可以作为同类文章或题材的翻译参考。但是影响文化翻译“度”的因素有很多,因而它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篇文章中提取出的“度”有时很难作为不同背景,不同经济环境,甚至不同时期作品的翻译参考标准。这便是文化翻译中“度”的自身局限性。
影响文化翻译的“度”的因素有很多,可以分为外部因素,比如文化全球化对文学翻译产生的影响等,内部因素,本如说作品本身,译者的理解和译者的翻译能力等。因此对于文化翻译“度”本身的研究就具有一定局限性。
通过对语料的分析和数据整理,可以得到杨译本红楼梦的习语翻译大多使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本文着重从三个方面来探讨杨译本红楼梦中习语翻译“度”偏向异化翻译的因为:文本类型,读者期盼,译者主体。
根据德国翻译家卡塔琳娜·莱斯的文本类型理论,文本类型可以分为三种:信息型(informative)、表情型(expressive)、操作型(operative),不同类型的文本应该使用不同的翻译策略。本文着重分析的是习语翻译,从文本类型的角度讲,习语属于表情型文本,因而对应的翻译方法应该是注重审美,侧重形式,仿效忠实原作者。基于此种考虑,杨译本红楼梦的多数习语翻译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保持了中国语言的特色和独特的动物人物形象。
尤金·奈达(Nida,Eugene)的动态的读者反映论(reader—responsecriticism)为我们提供了通过读者期盼把握翻译“度”的方法。他指出,翻译本来就是交流,翻译过程取决于译文的读者所能接收到的内容。判断译文的可靠性不能只停留在词汇意义、语法类别以及修辞手段的比较上,重要的是接受者能正确理解和领会译文的程度。由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文化全球化也成为了一种潮流。异国词汇和异国文化成为流行与时尚,异国读者对于外来词汇的接受能力前所未有地得到了全面提高。因而,杨译本红楼梦中大量的习语翻译的“度”偏向异化,也是迎合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
在翻译中,译者犹如一只操纵天平的手,天平的支点偏向哪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思考和感觉。因而译者本身的主体地位自然就成了文化翻译“度”研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译者自身的文化修养,外部环境对译者的影响,译著完成时的社会背景,时代精神都可以成为影响“度”的因素,而这一切都要从译者身上反映出来,最后在译著中出现。以此,译著可以看成是译者自身心理过程的产物。在完成译著的过程中,译者本身是在完成一个从读者到作者的蜕变。
由于“度”本身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具有不断发展变化的特性,因而为其研究带来了很多困难。本文中的对比参与者较少,一方面是由于研究条件有限,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作者的研究目的旨在抛砖引玉,为文化翻译的归异化理论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