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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中国的能源消费问题，以及由能源消费引起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受到了国内外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当前阶段，中国能消费形势非常严峻，主要表现为能源消费总量日益增加；环境污染尤其是"雾霾"天气愈加频繁等。提高能源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这些问题。因此，长期以来，国家相关部门一直致力于如何降低能源强度，并将此作为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2007年初到2016年年底，短短10年间，中国就出台至少多达6项与能源有关的法律、规划、政策等。其中，2016年年底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印发"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61号）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将中国的能源强度降低到2015年水平的85%。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强度，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源贫乏，又必须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降低能源强度主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一是技术进步；二是结构调整；三是经济体制改革。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考虑到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同时，以煤炭作为主要能源品种的消费结构也难以在短期内发生重大改变。因此，结构调整对降低能源强度的作用会受到较大限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又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技术进步就成为降低能源强度，推动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在现有探讨技术进步影响能源强度的实证研究中，技术进步通常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它对能源强度的静态影响，缺乏相关的动态研究。同时，鲜有学者从地区差异和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考虑技术进步及其构成元素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并且，在针对各种开放渠道（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等）产生的技术溢出作用能源强度的研究中，存在不同的代理变量以及忽略技术吸收能力等问题。本文通过选取地区差异比较的研究视角，在传统分析方法基础上增加了空间维度信息，完善了技术进步影响能源强度的作用机理；改进了传统能源强度研究方法；丰富了空间计量经学的相关理论在能源中的应用研究。另一方面，本文建立了统一的技术溢出分析框架，克服了传统实证研究中对各种技术溢出渠道作用能源强度选取不同代理变量的问题，拓展了技术溢出理论在能源经济学领域中的应用。本文具体开展的主要工作如下： 本文以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的影响作为核心研究内容。首先通过中国1985-2014年国家层面的数据，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误差向量协整模型和 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技术研究了能源强度与各种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机制，重点考察了技术进步与能源强度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关系等。实证结果表明：技术进步与能源强度在长期内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在长期和短期内均能起到降低能源强度的作用；同时，在长期和短期内，技术进步变化都是导致能源强度变化的Granger原因。 其次，中国幅员面积辽阔，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本文通过选取区域差异比较的研究视角，采用中国2000-2013年期间30个省际面板数据，首先利用data envolopment analysis-malmquist分解方法将技术进步分解成科技进步指数（原创型技术进步），效率改进指数（追随型技术进步）等组成成分，研究了技术进步及其组成成分对能源强度的差异化影响。同时，考虑到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以及能源强度调整的连续性，本文还采用了工具变量法，差分广义矩估计等方法丰富了实证研究结论。实证结果表明：技术进步能够显著降低中国整体的能源强度，但是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技术进步会显著降低能源强度，但对降低西部地区的能源强度作用有限。在技术进步降低能源强度的过程中，科技进步指数和效率改进都是降低能源强度的重要途径，但是，规模效率的提高对降低能源强度的影响作用有限。并且，这些技术进步成分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原创型技术进步来实现的。对中部地区，原创型技术进步和追随型技术进步都是降低能源强度的重要途径。但对西部地区而言，这些因素对能源强度的影响都不显著，规模效率因素甚至提高了能源强度。 接下来，论文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了技术进步及其组成成分的空间效应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省际能源强度变动受到了相邻省份能源强度的影响，即中国能源强度变动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性，不应被忽略。同时，相邻省份的技术进步也是影响能源强度变动的重要因素，他们对能源强度的影响作用甚至大于本省技术进步对能源强度的影响作用。 再次，论文重点分析了技术进步的各种来源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对于处于开放环境中的中国而言，技术进步的提高一方面依赖于自身自主研发水平，另外一方面，国际研发资本产生的技术溢出也是重要渠道。本文首先采用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分析框架构建了以外商直接投资、进口和出口为主要开放渠道的中国省际技术溢出模型。接下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广义最小二乘模型和 Driscoll–Kraay等线性模型分析了各种技术进步来源对中国能源强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非线性的门槛面板模型，选取R&D投入强度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的全时当量作为反映技术吸收能力的门槛变量来分析各种技术进步来源对能源强度的影响作用变化情况。采用线性面板模型分析得出的结果表明：在各种技术进步来源中，自主研发是降低中国能源强度的最重要途径，它对中国能源强度的降低作用远远大于其它各种开放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对能源强度的作用力度。各种开放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外商直接投资渠道和进口渠道能够降低能源强度，但是出口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反而提高了中国的能源强度。基于非线性门槛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各种开放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当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的全时当量较低时，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技术溢出甚至提高了中国的能源强度，只有当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的全时当量达到一定门槛时，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技术溢出才会发挥出它降低能源强度的作用。进口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对能源强度的降低作用会随着各种门槛变量的增加而提高。但是，对于出口渠道而言，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的全时当量的增加会帮助出口渠道产生技术溢出形成降低能源强度的作用，但是R&D投入强度的增加反而会抑制这种效应。即出口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对能源强度的负面影响作用会随着R&D投入强度的增加而提高。 最后，论文总结了本文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并对未来研究工作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