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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外,即定期出版的报刊,在两期出版之间,对发生的重大新闻和特殊事件,报社为迅速及时地向读者报道而在第一时间临时编印发行的没有编号的一种特殊性报纸新闻印刷品。世界上最早的号外是英国的《泰晤士报》于1805年出版的；我国最早发行号外的报纸是英商早期在华出版的英文报纸《广州商报》,它于1836年10月13日刊发了一份号外,现已无从考证；我国最早出版的中文报纸号外是上海的《申报》在1884年8月6日出版的关于中法战争情况的“驻榕法舰尚无动静”。号外作为一种特殊的新闻报道方式,有别于特刊、专刊、增刊以及附张等报纸的其它形式,从版式到内容,都有自己的特点。版式显眼、既精心又草率:信息内容既具有一般新闻的特点,还有多样性；发行上具有偶然性、特定性和局部性等等。最特殊的一点,号外是作为报纸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存在的,是报纸正常编号外的,所以许多报社对其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编订管理和保存。同时又由于号外刊发具有区域性特点,甚至有一些号外是个人出版的,且一般号外的刊印都有一个定额,发放完则止,这些特点决定了其资料的稀缺性和不完整性,一般图书馆很难见到号外原件或者即使能见到也是很零星,大多号外流落在民间的一些收藏家手中。所以号外资料的搜集过程很艰难。而且,我国关于报纸号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新世纪的号外研究,且都是对号外的功能变化、新特点以及对某份具体号外的分析方面等,而且,研究者大多数为集报协会的一些报纸收藏爱好者而非新闻专业人员,他们主要是对号外的收藏价值感兴趣。针对号外的这种特殊情况,对我国报纸号外的历史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和归纳总结就十分有必要和价值。这是本篇论文的最大的挑战和亮点。
本文对号外历史梳理时是从现在可见的《申报》1884年8月6同的号外算起,到今天为止,我国报纸号外已经有125年的历史。在这一个多世纪的过程里,我国报纸号外经历了产生、发展和成熟,现在已经到了鼎盛时期。纵观号外从产生到现在的整个发展过程,分别受到科技、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且不同时期号外的特点不同。科技是号外产生和发展的充分条件,科学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号外并使其发展壮大,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形态相继出现并共存在我国媒介发展过程中,最终结果会导致号外随着纸媒的消失而不复存在。政治与号外的关系十分密切,是作为号外的内容来出现的,号外所反映的重大事件均与政治有关,二者具有“共振”现象,即政治大起大落的不平稳时期往往也是号外频发时期,最明显的是历史上的“战报号外”。经济与号外的关系则不是显在的,但经济基础作为一条暗线,在号外发展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
综合上面所述三方面因素并结合中国历史,本文将我国报纸号外的发展分为了四个时期。清末到民国早期的初创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报”期、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的政报期以及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喜报期。本文用很大的篇幅对各个时期的报纸号外分别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了我国报纸号外变迁的总思路是从“战报”到“喜报”。
针对我国报纸号外的作用,本文也进行了论述。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号外频频出现,反映着历史,也是历史的影子。除此之外,号外作为新闻发展过程中一种特殊的报道形式,有新闻层面的特性:同时,号外作为一种特殊情况下散发的印刷品还有一定的宣传作用,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作用又有了新的内涵。具体来说,我国报纸号外具有文献作用、告知作用和宣传作用。
对于从诞生之日起就以纸媒的补充作用现身的报纸号外来说,它的未来发展方向毋庸置疑,会随着纸媒的消失而一起退出历史的舞台。就现阶段而言,在网络的冲击波下,号外的及时性已经远远落后,因及时快捷制胜而登上历史舞台的号外,其最显著的特征一次次受到挑战,大多数受众都选择了电视或网络这种更及时、更直观、更形象的媒介来第一时间获取新闻。号外的生产空间愈来愈小,大多则变成了展示性和装饰性的,纪念性质的号外居多,且大多是有备而来。不仅如此,现在有的号外形式上也不再是单张,而是几版、十几版、几十版的厚报化的号外,这样的号外已经与特刊没有什么区别了,已经背离了其产生时的第一时间把最重要的消息告诉大众的初衷。号外演变到这一步,已经完全背离了它的初衷,这也正说明了号外正在退出和消失。但是,在目前有限的一段时间内,号外还会继续存在。因为号外作为纸媒的依附体,只要纸媒一天不消失,他就会存在下去。不可置疑的是,现在多媒体等新技术的出现发展和应用,正在把报纸一步步推出历史的舞台,也在逼迫号外“下岗”。
我国报纸号外发展到今天,至少还没有消失的今天,除了历史梳理外,还有许多方面值得研究,因为任何一种事物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期望我国报纸号外在快要消失的这一段能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