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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评论者认为《东方主义》夸大了东方主义话语对东方主体的建构作用,却缺乏对被殖民者的抵抗这一问题的论述。作为对此的回应,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出了“航入”(voyage in)这一理念,将其作为第三世界作家与批评家的抵抗模式。“航入”是一种有意识地进入西方主流话语从而对之进行改写的行为,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迫使西方承认被殖民者被边缘化的历史。笔者认为,“航入”体现了赛义德抵抗政治的主要内容,其不仅涉及到是否采用殖民者的语言来重写帝国话语,而且包含了如何在抵抗中建构自我身份而又不陷入身份政治的泥淖,以及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在西方大都市话语和体制权力结构中的自我定位问题。鉴于目前学界尚无对赛氏抵抗政治的文本及其政治内涵的系统研究,本文以“航入”作为切入点,试图对以上问题做出较为全面的探讨。
作为抵抗政治的“航入”并非空穴来风,它的提出离不开相关的理论语境。早期反殖民写作试图努力建构相对稳定的被殖民者身份,而近期的后殖民研究则过度强调了殖民话语的矛盾性质及其对殖民主体的建构作用。通过批判后／结构主义的语言观、文本性概念及话语权力观,在借鉴维柯、葛兰西、卢卡奇和威廉斯的理论的基础上,赛义德阐述了自己的“批评意识”。在笔者看来,这种“批评意识”可以看作是被殖民者的主体意识——这为设想反抗殖民话语和体制权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批评意识对抵抗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对身份政治的批判和解放构想、对殖民话语的改写以及西方宗主国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笔者认为,赛义德承认民族主义对反殖民独立运动发挥的历史进步作用,同时又试图拆解殖民者／被殖民者、中心／边缘等二元对立概念,从而把民族意识转化为社会意识,借以设想自由和谐的人类社会共同体。那么,“航入”作家和批评家又是如何接受与改造殖民者的语言和话语,借此来重新讲述自己历史文化经验的呢?作为殖民和帝国意识形态的载体,语言和话语既可以充当殖民统治的工具,也可以由被殖民者以批评意识对其进行改写,从而使它成为反殖民抵抗的武器。赛义德在强调批评意识的同时,相对忽略了西方话语和体制权力对被殖民者主体意识的建构作用。其实,不可能存在一种纯粹外在的、理想化的抵抗位置——对殖民文本的重写必然要求“航入”知识分子获取相应的权力。一方面,流亡使他们身处西方话语和体制权力的中心同时又能对其进行有效的抵抗;另一方面,都市中心矛盾的自我定位使得他们与西方主流权力又存在着共谋关系。只有树立了批评意识,他们才能在试图挣脱主流文化吸纳的同时,又积极参与其中成为负责任的后殖民抵抗者。遗憾的是,赛义德忽视了流亡的物质基础:相对于仍处于前殖民地边缘的人,那些有幸居于西方宗主国中心的“航入”作家和批评家往往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他们的抵抗对主流话语和体制权力进行颠覆的同时,也存在再次复制和强化前宗主国与前殖民地之间权力关系的危险。
“航入”概念对第三世界作家作品的具体历史文化语境有所忽视。对尼日利亚作家、批评家阿契贝进行个案分析有助于重新审视赛义德抵抗政治的有效性及其理论盲点,也可以为研究阿契贝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可以把阿契贝对民族身份的想象性描述视为一种策略性的本质主义,因为它一方面抗争殖民主义话语对非洲的非人性化贬抑,另一方面又质疑了对伊格博族异质文化进行的本质化建构。如果一味诉诸或坚持本质化的民族身份而不注意本土文化固有的异质性及其在殖民相遇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历史变化,抵抗就很难取得成功。从这个角度看,赛义德对身份政治的批判和解放的构想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但由于其过于强调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共同历史文化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对如何建构本土文化以对抗殖民文化这一问题有所忽视。阿契贝认为,用殖民者的语言来表达非洲本土的社会历史经验时,作家的批评意识能够重新塑造充满殖民和帝国意识形态的语言和话语。他的小说与批评可以看作对帝国中心话语的“逆写”,其着力表现的是一种不同于康拉德与乔伊斯·卡里作品中所描述的非洲景象。在这方面,赛义德的文本重写理论对批评意识的强调与阿契贝的主张不谋而合。“航入”为阿契贝代表本土民众和重塑他们被遗忘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有利位置,但作为第三世界本土作家,他更注重作家和批评家在民族国家中应承担的启蒙民众和文化批判的责任。相比之下,赛义德对大都市知识分子“流放”位置的过度美化不免充满了理想化色彩。漠视后殖民语境中的阶级和性别问题,也就意味着以进步与解放的名义把各种后殖民经验简约为理想化的后殖民抵抗话语。
赛义德的“航入”为抵抗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模式,它既注重了殖民话语的混杂性,又突出了被殖民者反抗殖民话语的主体意识。作为抵抗政治,其最重要的当下意义在于批评意识这一概念对被殖民者主体意识的强调。被殖民者主体既不是完全独立自在的,也不是单方面由殖民话语所建构的。批评意识企图同时实现思想意识上的超越与政治实践中的参与,这恰恰体现了“航入”作为抵抗政治的问题所在:在个体层面上以超然的态度批判身份政治,而在集体层面上则试图实现有效的介入;既强调在利用殖民话语进行文本重写的过程中确立批评意识,又对殖民话语自身潜在的殖民主体意识建构作用警惕性不足;对西方大都市流放位置的优势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却对其所依赖的体制权力结构缺乏批判性。赛义德抵抗政治的两难在于:一方面要在西方话语和体制权力的中心位置坚持抵抗,另一方面又要与其影响绝缘,把个体的自我批评意识作为抵抗的自在基础。此外,“航入”主要涉及了文化领域的抵抗,而缺乏对当下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中更为紧迫的经济、政治等问题的讨论。对赛义德研究进行拓展、深化,还需要梳理其思想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西方知识分子传统以及后殖民主义理论和后殖民文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