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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随着宫颈防癌筛查的推广及居民体检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宫颈癌患者通过筛查早期被发现，并得到及时治疗。但在临床实践中，仍会遇到因子宫良性疾病或宫颈癌前病变行全子宫切除术后意外发现浸润性宫颈癌(unexpecteddiscoveryof cervical cancer，UDCC)的病例。既往研究认为UDCC多是因为术前未行宫颈癌筛查，且初次手术范围不足的患者应接受放疗或者再次手术作为补充治疗。但近年来有学者对于UDCC的后续补充治疗提出质疑，认为早期宫颈癌(IA2-IB1期)的宫旁转移率低，对所有的UDCC患者均采用补充治疗是过度的，但如何根据患者的情况选择包括随访观察、再次手术或放疗的不同治疗方案目前尚不明确。本文对34例全子宫切除术后意外发现的浸润性宫颈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旨在探讨UDCC发生的原因及不同补救治疗措施对预后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自2005年1月至2017年12月间收治的全子宫切除术后意外发现的浸润性宫颈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资料。共34例患者纳入本研究。记录患者的年龄，术前宫颈细胞学或高危人乳头瘤病毒(humanpapillomavirus，HPV)或宫颈活组织检查结果，影像学检查，初次手术指征及手术方式，术后病理类型及病理特点，术后的处理方案及相关并发症，生存时间及生存率等。根据初次手术后不同的处理方式将患者分为三组：手术组、放疗组及观察组，比较各组间年龄、病理类型、手术分期、病理高危因素、无瘤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 DFS)及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 OS)之间的差异。
结果：
134例患者中33例术前行宫颈细胞学或高危HPV检测或联合筛查，筛查率97.1%，筛查异常率90.1%。
2初次手术指征分别为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变(high-grade cervical intraepithelialneoplasia，HSIL)30例(88.6%)，子宫肌瘤3例(8.6%)，盆腔脏器脱垂1例(2.8%)。30例HSIL患者中，13例直接行全子宫切除，其中5例为复发性HSIL且宫颈无法再次锥切，7例为绝经后宫颈萎缩明显无法行锥切术，1例要求直接切除子宫；另17例患者先行宫颈诊断性锥切术。
3术后病理类型为宫颈鳞癌28例(82.4%)，宫颈腺癌5例(14.7%)，腺样基底细胞癌1例(2.9%)。
4根据FIGO2018标准手术分期为IA1期18例(53.0%)，IA2期8例(23.5%)，IB1期8例(23.5%)。18例IA1期患者均无淋巴脉管浸润(lymphovasular space invasion, LVSI)。其中1例IB1期患者有LVSI，另1例IB1期患者有深间质浸润。
534例患者年龄33-77岁，中位年龄56岁，随访16-144月(中位随访时间55.5月)，均无瘤生存，5年生存率及总生存率为100%。
616例IA2-IB1期的UDCC患者随访19-141月(中位随访时间为65.5月)，均无瘤生存。手术组的患者年龄明显较另两组年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肿瘤分期、病理类型、病理高危因素(LVSI、间质浸润、分化程度)等方面三组间无统计学差异。术后补救治疗方式与生存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我们应致力于避免UDCC发生，首先建议因子宫良性疾病行全子宫切除的患者术前行高危HPV+宫颈细胞学联合筛查，严格按照“宫颈细胞学/高危HPV检测-阴道镜-宫颈活组织检查”三阶梯流程操作；其次，如何处理宫颈活检确诊的HSIL是关键，无论患者是否绝经，HSIL均建议先行宫颈锥切术，首选宫颈冷刀锥切术。对于锥切术后切缘异常且高度怀疑有病变残留的患者首选二次锥切术，尤其对于绝经后的HSIL患者处理应更为谨慎。对于UDCC的后续处理，补充根治性手术或补救性放疗均为可行的补救措施，年轻女性尤其是要求保留卵巢功能的患者更推荐补充手术，有高危因素的患者推荐补救性放疗。部分病灶直径≤2cm、无LVSI、无深间质浸润、影像学评估淋巴结阴性的低危UDCC患者初次术后可不予补救治疗，但仍需大样本进一步研究证实。
随着宫颈防癌筛查的推广及居民体检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宫颈癌患者通过筛查早期被发现，并得到及时治疗。但在临床实践中，仍会遇到因子宫良性疾病或宫颈癌前病变行全子宫切除术后意外发现浸润性宫颈癌(unexpecteddiscoveryof cervical cancer，UDCC)的病例。既往研究认为UDCC多是因为术前未行宫颈癌筛查，且初次手术范围不足的患者应接受放疗或者再次手术作为补充治疗。但近年来有学者对于UDCC的后续补充治疗提出质疑，认为早期宫颈癌(IA2-IB1期)的宫旁转移率低，对所有的UDCC患者均采用补充治疗是过度的，但如何根据患者的情况选择包括随访观察、再次手术或放疗的不同治疗方案目前尚不明确。本文对34例全子宫切除术后意外发现的浸润性宫颈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旨在探讨UDCC发生的原因及不同补救治疗措施对预后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自2005年1月至2017年12月间收治的全子宫切除术后意外发现的浸润性宫颈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资料。共34例患者纳入本研究。记录患者的年龄，术前宫颈细胞学或高危人乳头瘤病毒(humanpapillomavirus，HPV)或宫颈活组织检查结果，影像学检查，初次手术指征及手术方式，术后病理类型及病理特点，术后的处理方案及相关并发症，生存时间及生存率等。根据初次手术后不同的处理方式将患者分为三组：手术组、放疗组及观察组，比较各组间年龄、病理类型、手术分期、病理高危因素、无瘤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 DFS)及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 OS)之间的差异。
结果：
134例患者中33例术前行宫颈细胞学或高危HPV检测或联合筛查，筛查率97.1%，筛查异常率90.1%。
2初次手术指征分别为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变(high-grade cervical intraepithelialneoplasia，HSIL)30例(88.6%)，子宫肌瘤3例(8.6%)，盆腔脏器脱垂1例(2.8%)。30例HSIL患者中，13例直接行全子宫切除，其中5例为复发性HSIL且宫颈无法再次锥切，7例为绝经后宫颈萎缩明显无法行锥切术，1例要求直接切除子宫；另17例患者先行宫颈诊断性锥切术。
3术后病理类型为宫颈鳞癌28例(82.4%)，宫颈腺癌5例(14.7%)，腺样基底细胞癌1例(2.9%)。
4根据FIGO2018标准手术分期为IA1期18例(53.0%)，IA2期8例(23.5%)，IB1期8例(23.5%)。18例IA1期患者均无淋巴脉管浸润(lymphovasular space invasion, LVSI)。其中1例IB1期患者有LVSI，另1例IB1期患者有深间质浸润。
534例患者年龄33-77岁，中位年龄56岁，随访16-144月(中位随访时间55.5月)，均无瘤生存，5年生存率及总生存率为100%。
616例IA2-IB1期的UDCC患者随访19-141月(中位随访时间为65.5月)，均无瘤生存。手术组的患者年龄明显较另两组年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肿瘤分期、病理类型、病理高危因素(LVSI、间质浸润、分化程度)等方面三组间无统计学差异。术后补救治疗方式与生存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我们应致力于避免UDCC发生，首先建议因子宫良性疾病行全子宫切除的患者术前行高危HPV+宫颈细胞学联合筛查，严格按照“宫颈细胞学/高危HPV检测-阴道镜-宫颈活组织检查”三阶梯流程操作；其次，如何处理宫颈活检确诊的HSIL是关键，无论患者是否绝经，HSIL均建议先行宫颈锥切术，首选宫颈冷刀锥切术。对于锥切术后切缘异常且高度怀疑有病变残留的患者首选二次锥切术，尤其对于绝经后的HSIL患者处理应更为谨慎。对于UDCC的后续处理，补充根治性手术或补救性放疗均为可行的补救措施，年轻女性尤其是要求保留卵巢功能的患者更推荐补充手术，有高危因素的患者推荐补救性放疗。部分病灶直径≤2cm、无LVSI、无深间质浸润、影像学评估淋巴结阴性的低危UDCC患者初次术后可不予补救治疗，但仍需大样本进一步研究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