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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自从1996年刑诉法扩大了不起诉的范围之后,检察机关如何运用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就成为理论和实践中一个急需回答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实践中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有发展扩大之势,已不局限于刑事诉讼中,如民事行政诉讼中的检察官的抗诉审查权。在我国创设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法律制度和建立科学的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运行机制势在必行。本论文以检察官裁量权为题,以裁量权的规律运行及科学配置为研究目标,对与裁量权行使相关的立法和实践现状进行分析,力图揭示检察官裁量权的实质性内涵和规律性运作方式,并尝试提出符合我国实际的检察官裁量权科学配置构想,从而为我国检察制度的改革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
全文正文共分八章,十八万余字。第一章为检察官裁量权概论,着重研究了检察官裁量权概念、特征、分类和权限等问题。第二章为检察官裁量权的法理基础部分,对检察官裁量与检察制度以及检察权的关系进行研究。第三章为检察官裁量权运行的基本原理部分,涉及检察官裁量权的运行方式、运行规律、运行失当的因为、运行的正当状态及运行的合理路径等内容。第四章是检察官裁量权配置的比较考察。第五章则较全面地考察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配置的现状,并对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第六章从检察官裁量权完善配置的社会空间、配置的原则、配置的方向和配置路进等多个维度阐述了我国检察官裁量权完善配置的一般原理。第七章,结合实际,提出个人关于检察官裁量权完善配置的具体设计建议。第八章主要涉及检察官裁量制衡机制的构建问题。
检察官在诉讼活动中,享有根据法律规定,综合分析案件具体情况,对案件事实、价值判断和法律适用在裁量允许的空间内做出裁判、决定的权力。依不同的分类标准,检察官裁量权可以分为明示自由裁量权和默示自由裁量权、程序性自由裁量权和实体性自由裁量权以及行政性的自由裁量权和司法性的自由裁量权。检察官裁量权的特征主要包括:合法性与合目的性、依附性与补充性、相对性和独立性和程序性和实体性等。检察裁量权是检察权的派生权物,在所有的检察职权能中,检察官都有裁量的权力。
检察裁量权的产生发展与检察权的产生发展密不可分。同时,检察官的自由裁量对检察制度的发展有着一定程度的反作用,假如检察官没有判断裁量的权力,检察制度存在价值将大大降低,诉讼结构的充分化也难以实现。从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在实现实质正义、体现便宜主义、贯彻刑事政策、实现公共利益、实现诉讼经济和满足案件办理标准等方面的作用来看,赋予检察官裁量权是检察权行使的必然要求。从检察权的强化、拓展、独立行使、高效运行和检察权的自身完善来看,赋予检察官裁量权也是当代检察权加强的必然要求。
检察官裁量权的运行是受检察官个人意志和法律意志共同支配的过程；是检察官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过程；是检察官策略选择的过程;是检察官进行司法判断的过程；也是多方参与、平等交涉的过程。因此,检察官裁量权的运行应该遵循法治性、合理性、主动性、谦抑性等运行规律。检察官裁量权运行的失当性根源在于客观合法性和主观可接受性的缺失。自由裁量权运行的正当化状态是客观合法和主观满意,需要通过多方的博弈参与、科学法律方法的运用等方式来实现均衡状态。合理的方法选择包括“法意”阐释、“法益”衡平以及程序修正。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政治体制、法律制度等诸方面的差异,各国检察机关和检察官享有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和程度并不一致。文中着重对刑事诉讼的启动、采取强制措施、刑事公诉、公益诉讼和上诉等五个环节中的域外检察官裁量权进行了比较,介绍了其特点,对有益经验作了评述。
立案裁量方面,我国相关法律没有赋予检察机关立案的裁量权,但实际上检察机关是享有一定的自侦案件的立案裁量权,立案裁量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立案裁量无法受到有效制约和立案裁量缺乏充分的事实基础两个方面。逮捕裁量方面,现行法律赋予了检察官一定的通过斟酌裁量决定是否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权力,但实证分析表明,法定的“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裁量要素被严重忽略,而“有逮捕必要”的裁量要素在一定程度上被虚化,这都导致了逮捕裁量的滥用。起诉裁量方面,我国的不起诉裁量是“微罪不起诉”模式,制度空间不大,在实践中呈萎缩状况；变更起诉裁量作为公诉裁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较好地体现公诉权的裁量性,但也存在形式上欠缺权威性、内容上不够周延、撤诉的性质不明确等问题；我国检察官不享有豁免特定犯罪人的全部罪行或者部分罪行的裁量权,但司法实践中,这样的裁量并不鲜见。抗诉裁量方面,我国的检察官并没有被赋予抗诉的裁量权,但根据相关规定的精神,检察官在决定案件是否“确有抗诉必要”问题上,是有裁量权力和裁量空间的,存在的问题主要在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有被滥用的危险以及民事行政抗诉手段不足等方面。近年来,检察机关对许多检察领域和诉讼环节都进行了各种有益的探索,包括附条件不起诉的探索、刑事和解的探索、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探索、量刑建议的探索、检察环节轻罪处理机制的探索和附条件逮捕制度等,这些探索都与检察官的裁量权的扩大与完善息息相关。
当前,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发展空间还是比较广阔的,理念条件、政策条件和观念条件都是比较充分的。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配置原则应该是强化与彰显检察权的法律监督属性、实现社会法益与个人法益的融合与统一、保证改革举措的稳健性和发展性。可以考虑严格控制行政性的自由裁量权、适当扩大司法性的自由裁量权的构建思路。
充实和完善法律监督领域的检察官裁量权,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大化,包括以下方面:(1)整合和强化审前诉讼监督程序中的检察裁量。要对立案程序进行诉讼构造化,重塑侦诉关系、严格限制侦查裁量权,赋予检察机关更大的逮捕裁量权、细化对逮捕必要性的规定、从严灵活把握逮捕裁量标准以及缓行附条件逮捕制度；(2)充实和完善诉讼违法行为监督中的裁量。拓展违法获知权,强化违法纠正和建议权,补充诉讼监督权；(3)拓展和规范审判监督中的检察裁量。要在立法上赋予检察机关抗诉裁量权,扩大检察机关抗诉裁量的范围对象,规范抗诉裁量权的行使。丰富和发展刑事公诉领域的检察官裁量权,实现诉讼效益的最大化,包括以下方面:(1)完善起诉裁量；(2)改造不起诉权,包括法定不起诉的完善,酌定不起诉的扩充,证据不足不起诉的细化；(3)建立暂缓起诉制度；(4)完善公诉变更裁量制度；(5)完善撤回起诉裁量制度；(6)创设量刑建议制度；(7)建立健全检察环节轻罪处理机制；(8)确立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扩大和强化社会公共领域的检察官裁量权,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包括以下方面:(1)建立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制度。明确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案件范围、裁量原则,并赋予相应的调查取证权和司法程序请求权,保障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裁量权力的行使。(2)建立检察环节被害人救助制度。(3)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在逮捕、公诉和职务犯罪侦查等检察工作中,发挥检察裁量功能,实现刑事和解制度价值的最大化。
加强对检察官裁量制衡,既是控制犯罪、人权保障的需要；又是树立司法权威、提高诉讼效率、保障检察权正确行使的需要。检察官裁量制衡机制应具有可操作性、客观性、参与性和照顾裁量处分权的稳定性。多数国家为防止检察官滥用裁量权,都设定了若干控制机制,大致可以分为法院审查式、“自诉”式、民意审查式、上级检察官的监督式四种模式。我国对检察官裁量权的监督制约可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外部监督又可细分为权利型监督和权力型监督。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内部监督欠缺且缺乏规范,权利型监督随意性较大和权力型监督配置不当等方面。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制衡机制的具体设计包括:(1)完善诉讼程序,实现检察裁量权行使的公开化。建立听证制度实现对检察官行政性自由裁量权的公开审查,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实现对检察官司法性自由裁量权的公开审查,具体包括实行对起诉裁量的庭前审查制度和对不起诉裁量的强制起诉制度；(2)丰富监督形式,实现检察裁量权行使的规范化,包括加强检察一体、完善公安机关的制约、增强裁量的说理性,拓展社会监督等方面；(3)完善检察体制,实现检察裁量权行使的司法化。建立相对独立的检察一体化体制,改变现行的行政化考核方法、建立科学的检察工作考核机制、凸显检察机关的司法属性,建立职业检察官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