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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美学史研究一直忽略了西周这一环节。从现有的中国美学史书写来看，一般都是开篇就讲原始艺术，然后再过渡到殷商时期的青铜器饕餮纹饰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接着就写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的美学思想。这种研究路径似乎并没有把西周的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西周的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的匮乏，而在于当代的美学理论、学术规范和话语境域从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这一时期的许多思想资源被作为美学问题加以讨论的可能性。
实际上，西周的美学即是一种政治美学。它是以礼乐制度为中心，以德性为内在基础，以礼乐及其形态为显现形式的审美政治。质言之，西周的美学特征在于其礼乐政治及其形态的审美化，它通过礼乐及其形态展现出一个具有普世价值与共通情感的统治方式。因此，西周的礼乐及其形态在追求等级差别与理性秩序的同时，却表现为一种审美的情感结构。这种以情感为特征的统治方式，不同于法律规范或暴力政治，它使政治权力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感性实践的各个方面，从而使政治带有诗性的因子。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周的美学即是政治美学，又称为礼乐美学。当然，它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礼乐美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礼乐美学是一种理想形态，基本上不具有现世性。西周的礼乐美学则具有现世性，是西周现实的政治形态。此外，儒家提倡礼乐美学，其目的在于君子人格的培养与审美境界的达成。西周的礼乐美学，其目的则在于政治的完善与统治的稳固。尽管儒家的美学思想根源于西周的美学思想，但由于其现实基础的不同致使其终极目标与实现路径也不尽相同。
本文的研究把西周的礼乐及其形态作为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基于礼乐及其形态的感性因素。众多周知，美学首先是一门感性学，即研究感性认识的学科。需要注意的是，在研究感性认识的过程中逃避不了具有奠基性的感性形式。这种判断为我们研究西周礼乐及其形态打下了理论上的基础。诗、乐、舞、礼仪、舆服和礼器等作为感性认识的形式，有着不可否定的坚实性。它们既能体现出内在的精神维度和情感因素，又能表现为眼观耳听的感性形式。我们从这些感性形式出发，即可找寻到它们在感性背后所隐藏的认识论问题。也就是说，西周统治者通过礼乐这种美学形式所建构的是一种理性秩序。正是在此认识的基础上，礼乐才能真正地成为人文理性的表现形式。所以，西周的美学形态一般都体现在感性世界、日常生活以及人际关系之中。我们通过礼乐及其形态，才会找到西周政治、伦理与美学的大智慧。
西周关于礼乐及其形态的资料并不太多，涉及到美学方面的资料更是少之又少。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从驳杂的资料中拣选有关礼乐及其形态的内容，另一方面还要征之于先秦以及汉代关于西周以来礼乐及其形态的记载。所以，本文既要通过资料，抓住西周礼乐美学在历史维度基础上的自身呈现，同时也要按照现代学术的逻辑规范对西周礼乐美学进行重构，最终形成历史维度与逻辑维度的统一。按照这个思路，论文展开对西周礼乐及相关美学问题进行研究，从整体上可分为六章内容：
第一章主要探讨西周礼乐美学的确立问题。西周礼乐体制的确立使礼乐及其形态首先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讨论西周礼乐美学作为政治美学的可能性。在此过程中，周公“制礼作乐”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转变了上古至殷商时期的礼乐及其形态的功能，从而使之成为政治的一种手段。自周公以后，统治者对礼乐及其形态进行不断地修改与完善，至西周中期才正式确立具有西周特色的礼乐体制。礼乐体制趋向完备主要表现在礼乐官职的确立、册命礼的规范、辟雍场所的大量应用、宗庙建筑的扩建，等等。至此，西周礼乐出现大盛的局面，并体现为一种诗性政治。
第二章是礼乐美学生成的内在基础。西周统治者在建国前后就提倡德的重要性。可以说，德已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此同时，它也成为西周人的精神信仰与价值理念。所以，德既体现出人文精神的觉醒，同时也具有道德实践的意义。正是如此，周公“制礼作乐”，更是赋予礼乐以德的内涵。从这个角度来说，德是礼乐的内在价值尺度，而礼乐则是德的外化形式。本章要重点研究西周礼乐构成美学的内在基础，并进一步涉及到德的教化对礼乐美学产生的影响。
第三章主要探讨西周金文中的礼乐美学问题。西周金文中有诸多篇幅记载了统治者举行礼仪的活动。这些礼仪作为感性的形式来说，是彬彬有礼的一种体现，也一种人的行为的审美化表达。从资料来看，西周金文中涉及到的礼乐不仅是人的行为的审美化，而且也是政治秩序的审美化。所以，具有感性特质的礼乐，既渗入到周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又成为统治秩序的诗性表达。
第四章主要讨论西周乐舞作为礼乐美学的体现。西周统治者在建国之初，制作了一批乐舞，这即是所谓的“功成作乐”。这些乐舞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周的文治武功，是其政治的审美化表达。随着时代的发展，西周中期的祭祀之乐以及宫廷之乐达到了一个顶峰。它们要用情感试图超越礼仪的外在束缚，达到内在情感的交流与和谐。它们通过音乐的形式使统治者之间形成一种情感的共同体，最终达到政治共同体的目的。这种以情感来维系统治的方式，即是礼乐美学的体现。
第五章是西周礼乐美学的展开形态。西周礼乐体制确立之后，它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渗透。所以，西周的舆服、青铜礼器与乐器等，都可体现出礼乐体制的规范。舆服作为感性的形式，它展现出礼乐所蕴含的等级秩序。这样，舆服的色彩、纹饰、大小、数量等的差异是对人的社会政治地位的直观表现。由此，服饰作为政治的外在化与符号化，从而具有美学的特质。当然，以感性形式存在的礼器与乐器也体现出统治者所追求的理性统治。这即是所谓的“器以藏礼”。它们用最直观的方式，不仅体现了器物的意识形态性，而且成为礼乐政治的重要标志。
第六章主要探讨西周礼乐美学的崩坏。西周晚期是礼乐体制松动并逐渐走向崩坏的时期。在此过程中，外族势力的强大与西周国力的衰弱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构成“礼崩乐坏”的外在因素。当然，西周统治者自身也对礼乐体制进行了践踏。这种践踏所导致的后果是，西周长期以来的诗性政治被暴政所取代，从而使朝野上下不再那么和谐。从西周晚期的墓葬、礼器以及乐器情况来看，僭越礼乐似乎已成为普遍性的行为。实际上，真正的“礼崩乐坏”应该从西周晚期已经开始，春秋战国时期只不过是其扩大化和废弃化的阶段。
总体来说，西周统治者确实曾经通过礼乐及其形态，建构了一个感性和审美的社会环境与政治世界。那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周代，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周代，也是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的周代。这种以诗性政治来对国家进行统治的方式，进一步启发了先秦儒家的思想，并成为其政治美学思想的主要来源。当然，它也开启后代礼乐及其形态进入政治的范式，从而在政治、文化、美学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西周的美学即是一种政治美学。它是以礼乐制度为中心，以德性为内在基础，以礼乐及其形态为显现形式的审美政治。质言之，西周的美学特征在于其礼乐政治及其形态的审美化，它通过礼乐及其形态展现出一个具有普世价值与共通情感的统治方式。因此，西周的礼乐及其形态在追求等级差别与理性秩序的同时，却表现为一种审美的情感结构。这种以情感为特征的统治方式，不同于法律规范或暴力政治，它使政治权力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感性实践的各个方面，从而使政治带有诗性的因子。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周的美学即是政治美学，又称为礼乐美学。当然，它不同于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礼乐美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礼乐美学是一种理想形态，基本上不具有现世性。西周的礼乐美学则具有现世性，是西周现实的政治形态。此外，儒家提倡礼乐美学，其目的在于君子人格的培养与审美境界的达成。西周的礼乐美学，其目的则在于政治的完善与统治的稳固。尽管儒家的美学思想根源于西周的美学思想，但由于其现实基础的不同致使其终极目标与实现路径也不尽相同。
本文的研究把西周的礼乐及其形态作为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基于礼乐及其形态的感性因素。众多周知，美学首先是一门感性学，即研究感性认识的学科。需要注意的是，在研究感性认识的过程中逃避不了具有奠基性的感性形式。这种判断为我们研究西周礼乐及其形态打下了理论上的基础。诗、乐、舞、礼仪、舆服和礼器等作为感性认识的形式，有着不可否定的坚实性。它们既能体现出内在的精神维度和情感因素，又能表现为眼观耳听的感性形式。我们从这些感性形式出发，即可找寻到它们在感性背后所隐藏的认识论问题。也就是说，西周统治者通过礼乐这种美学形式所建构的是一种理性秩序。正是在此认识的基础上，礼乐才能真正地成为人文理性的表现形式。所以，西周的美学形态一般都体现在感性世界、日常生活以及人际关系之中。我们通过礼乐及其形态，才会找到西周政治、伦理与美学的大智慧。
西周关于礼乐及其形态的资料并不太多，涉及到美学方面的资料更是少之又少。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从驳杂的资料中拣选有关礼乐及其形态的内容，另一方面还要征之于先秦以及汉代关于西周以来礼乐及其形态的记载。所以，本文既要通过资料，抓住西周礼乐美学在历史维度基础上的自身呈现，同时也要按照现代学术的逻辑规范对西周礼乐美学进行重构，最终形成历史维度与逻辑维度的统一。按照这个思路，论文展开对西周礼乐及相关美学问题进行研究，从整体上可分为六章内容：
第一章主要探讨西周礼乐美学的确立问题。西周礼乐体制的确立使礼乐及其形态首先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讨论西周礼乐美学作为政治美学的可能性。在此过程中，周公“制礼作乐”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转变了上古至殷商时期的礼乐及其形态的功能，从而使之成为政治的一种手段。自周公以后，统治者对礼乐及其形态进行不断地修改与完善，至西周中期才正式确立具有西周特色的礼乐体制。礼乐体制趋向完备主要表现在礼乐官职的确立、册命礼的规范、辟雍场所的大量应用、宗庙建筑的扩建，等等。至此，西周礼乐出现大盛的局面，并体现为一种诗性政治。
第二章是礼乐美学生成的内在基础。西周统治者在建国前后就提倡德的重要性。可以说，德已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此同时，它也成为西周人的精神信仰与价值理念。所以，德既体现出人文精神的觉醒，同时也具有道德实践的意义。正是如此，周公“制礼作乐”，更是赋予礼乐以德的内涵。从这个角度来说，德是礼乐的内在价值尺度，而礼乐则是德的外化形式。本章要重点研究西周礼乐构成美学的内在基础，并进一步涉及到德的教化对礼乐美学产生的影响。
第三章主要探讨西周金文中的礼乐美学问题。西周金文中有诸多篇幅记载了统治者举行礼仪的活动。这些礼仪作为感性的形式来说，是彬彬有礼的一种体现，也一种人的行为的审美化表达。从资料来看，西周金文中涉及到的礼乐不仅是人的行为的审美化，而且也是政治秩序的审美化。所以，具有感性特质的礼乐，既渗入到周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又成为统治秩序的诗性表达。
第四章主要讨论西周乐舞作为礼乐美学的体现。西周统治者在建国之初，制作了一批乐舞，这即是所谓的“功成作乐”。这些乐舞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周的文治武功，是其政治的审美化表达。随着时代的发展，西周中期的祭祀之乐以及宫廷之乐达到了一个顶峰。它们要用情感试图超越礼仪的外在束缚，达到内在情感的交流与和谐。它们通过音乐的形式使统治者之间形成一种情感的共同体，最终达到政治共同体的目的。这种以情感来维系统治的方式，即是礼乐美学的体现。
第五章是西周礼乐美学的展开形态。西周礼乐体制确立之后，它对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渗透。所以，西周的舆服、青铜礼器与乐器等，都可体现出礼乐体制的规范。舆服作为感性的形式，它展现出礼乐所蕴含的等级秩序。这样，舆服的色彩、纹饰、大小、数量等的差异是对人的社会政治地位的直观表现。由此，服饰作为政治的外在化与符号化，从而具有美学的特质。当然，以感性形式存在的礼器与乐器也体现出统治者所追求的理性统治。这即是所谓的“器以藏礼”。它们用最直观的方式，不仅体现了器物的意识形态性，而且成为礼乐政治的重要标志。
第六章主要探讨西周礼乐美学的崩坏。西周晚期是礼乐体制松动并逐渐走向崩坏的时期。在此过程中，外族势力的强大与西周国力的衰弱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构成“礼崩乐坏”的外在因素。当然，西周统治者自身也对礼乐体制进行了践踏。这种践踏所导致的后果是，西周长期以来的诗性政治被暴政所取代，从而使朝野上下不再那么和谐。从西周晚期的墓葬、礼器以及乐器情况来看，僭越礼乐似乎已成为普遍性的行为。实际上，真正的“礼崩乐坏”应该从西周晚期已经开始，春秋战国时期只不过是其扩大化和废弃化的阶段。
总体来说，西周统治者确实曾经通过礼乐及其形态，建构了一个感性和审美的社会环境与政治世界。那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周代，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周代，也是孔子所谓“郁郁乎文哉”的周代。这种以诗性政治来对国家进行统治的方式，进一步启发了先秦儒家的思想，并成为其政治美学思想的主要来源。当然，它也开启后代礼乐及其形态进入政治的范式，从而在政治、文化、美学上具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