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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国最低工资制度产生以来，对其实施必要性及标准问题的争论就从未中断过;特别是2004年《最低工资规定》颁布以后，随着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频率加快及其幅度增大，最低工资制度更加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但当前学术界对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研究的视角较为狭窄，已有的研究多是针对最低工资制度优劣的理论分析以及少量的关于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经验研究，很少涉及最低工资制度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其它方面的影响;第二，研究的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已有的关于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研究仅限于就业效应的性质及程度，并未进一步探讨最低工资制度是如何影响就业水平的，而后者往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从下述两个视角、两个层面探讨最低工资标准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首先，基于劳动供给的视角，探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是否会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上低工资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时间产生影响？进一步地，如果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低工资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存在显著影响，那么其是如何影响的？其次，主要基于劳动力需求的视角，从雇主对最低工资增长反应的角度，以我国建筑业为研究对象，探讨最低工资制度是否对建筑业存在就业负效应？以及如果存在就业负效应，那么其是通过什么路径影响到建筑业最终就业水平的？ 在研究最低工资制度对低工资劳动者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时，本文的理论脉落如下:低工资劳动者由于存在生存收入约束，因而在较低的市场工资率条件下，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将表现出向右下方倾斜的特征，即工资率提高，他们提供的劳动时间将减少。这样，如果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使得他们的实际工资率相应提高，那么最终将可能导致他们的劳动供给时间减少。基于该理论假说，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 CGSS》(2006)横截面数据实证检验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劳动者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讨最低工资标准是如何影响劳动者劳动供给时间的。该部分的研究发现:首先，受生存收入的约束我国低工资劳动者确实存在向右下方倾斜劳动供给曲线，即当实际工资率提高时，他们的劳动供给决策是减少个人的劳动供给、增加个人的闲暇消费。其次，与前述理论假设相一致，最低工资制度对我国低工资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时间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即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会导致他们减少个人的劳动时间。再次，由于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全日制用工较为普遍且月度最低工资标准执行状况较好，因此低工资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时间对月度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反应敏感;但由于非全日制用工不规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在现实中执行状况不佳，因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未能对低工资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产生显著影响。此外，基于分位数回归我们还发现实际工资率越低的劳动者对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也越敏感，这表明低工资劳动者其劳动供给曲线中向右下方倾斜部分的形状是越接近横轴，其下降趋势越平缓，即劳动供给相对于工资率变动的弹性（绝对值）越来越大。最后，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研究发现:最低工资增长一方面使得低工资劳动者的实际工资率相应提高，进而在生存收入约束放松的情况下，他们为增加闲暇时间而主动减少个人的劳动时间:但另一方面，在当前不规范的用工条件下，企业希望延长员工的工作时间以降低边际生产成本;两者最终的总效应依然为负，且与之前的月度最低工资标准对低工资劳动者劳动时间的回归系数相一致。在关于最低工资制度对我国建筑业就业水平影响的研究中，本文基于1995-2007年我国建筑业省际面板数据，选择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最低工资标准对建筑业就业水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最低工资制度是通过什么路径影响建筑业就业水平的。本部分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最低工资标准对我国建筑业就业水平具有不利影响，但就业负效应较小;大致是最低工资标准每提升10个百分点，将导致建筑业就业率下降1.3个百分点，与国外占主导地位的研究结论相一致。第二，相对于国有建筑企业，非国有建筑企业对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更加敏感。第三，针对最低工资标准提升，非国有建筑企业主要采取减少招聘、裁员等方式来应对人工成本上涨，从而表现为最低工资对就业影响的直接负效应:其余部分则通过中介效应方式实现的，即最低工资标准增长促使企业采取用资本替代劳动、提高员工劳动生产率等方式来减少企业雇佣数量，从而导致建筑业整体就业规模的下降;而可能由于我国技术工人短缺的原因，企业并没有采用技术工人替代非技术工人的办法来应对最低工资增长。 本文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下述两个方面。首先，已有的探讨最低工资制度对劳动者劳动供给时间影响的研究还较少，而以中国劳动力市场为研究对象的则几乎没有。本文以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上低工资劳动者为研究对象，发现最低工资增长将带动低工资劳动者实际工资率上升，进而导致他们减少个人的劳动时间、增加闲暇消费;而且对该影响作用机制的探讨还发现，这种效应是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引致低工资劳动者减少劳动供给与企业延长员工劳动时间两种不同行为反应的综合结果。该研究不仅视角独特，而且结论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次，国内外已有的许多经验研究都得到最低工资对就业水平具有显著影响的结论，但在笔者所阅文献中，还没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探讨最低工资制度影响就业水平的作用机制。本文在梳理相关理论假说及部分学者关于最低工资就业效应中介变量研究的基础上，以我国建筑业为研究对象，提出最低工资标准对我国建筑业就业水平影响的四个路径假设，并构建相应的实证模型予以检验。该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它发现在我国建筑业，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一方面会导致我国建筑业企业直接通过裁员、冻结招聘等方式直接减少企业雇佣水平;另一方面企业还会通过资本替代、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式应对最低工资增长，从而间接地导致建筑业整体就业水平下降。上述两方面是本文的研究主体，它们不论是在研究视角还是研究结论方面都具有创新性，如果能够一定程度上揭示最低工资制度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那么将为我国最低工资领域的研究增添新的认识。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相关政策建议如下:首先，应当强化工会、政府职能，改善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的实施状况;其次，应当适度提高我国最低工资标准，避免低工资劳动者陷入贫困恶性循环;再次，应当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户籍歧视，降低劳动者生存收入约束;另外，基于最低工资对资本及劳动生产率的“冲击”效应，各地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借助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促进地区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最后，我国应当推进公共培训体系建设，提高劳动者劳动技能，促进我国整体就业状况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