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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等各种文艺理论的引进，对萧红、丁玲、张爱玲三位现代最杰出的女作家的战争书写(1931-1945)的研究进入白热化阶段，从文本中挖掘女性与民族国家之间微妙的关系成为论说的焦点。以刘禾的《生死场》研究为代表，研究者愈加倾向于从萧、丁二人的战争书写中找寻民族国家对女性的压抑和控制，强调作家女性立场对国族立场的超越；而过去被排除在宏大叙事之外的张爱玲近年来却被纳入了民族国家的框架，与萧、丁的研究形成了有趣的倒置。本文认为，所有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在一定程度上对文本进行了重写，或出于研究者的理论策略，或屈从于意识形态的局限。既然是选择性的解读，那么难免在文本的选择、细节的引证等方面泄露破绽。本文以民族国家与女性关系这样一个热点视角切入，通过研究历来有关萧、丁、张战争书写的研究，一方面就研究文本的选择和阐释提出质疑，另一方面通过文本细读，结合作家的生平和其它创作，对三人的战争书写中透露出的民族国家与女性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的纠偏，指出将两者关系理解为一组二元对立不仅犯了理论上的谬误，而且也不符合文本透露的实际信息。在冲突和对立之外，民族国家与女性还表现出融合、促进的一面。此外，女性内部阶级和身份的差异以及女性自身的能动性往往被忽视，实际上，这些因素加深了问题的复杂性。在对比指出以往研究的得失后，亦尝试对文本作出新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