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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对一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已被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所证实。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缓解国内资金、技术等资源的匮乏，我国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外商对我国进行投资，之后规模不断增长，外商资本的流入极大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2015年《世界投资报告》，2014年中国以1290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FDI流入国。伴随着大量的国外资本流入国内以及近年中国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中国政府2002年提出“走出去”战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迅速发展，2005年之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更是以“蛙跳式”的速度迅猛增长。截至2014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231亿美元，与2003年相比增长了43倍多，流量连续3年位居世界第三。中国1.85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2.97万家，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全球186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两大特征，其一是在短时间内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数量大，增长速度快;其二是尽管流量上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排名位居世界第三，但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只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量的3.4％，存量上的地位，与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地位并不相匹配。 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研究哪些因素影响了中国企业21世纪之后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以及哪些因素可能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以促进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在未来能够顺利开展，逐步改善我国存量上规模过小的局面，促使更多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服务我国经济的发展。研究此对我国当前存在结构性严重过剩的经济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我国企业将过剩的产能转移到国外，对我国的去产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转变和升级的关键时期，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实现从全球低端产业链向价值更高的产业链迈进。此外，厘清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也有助于明确是什么因素引致了资本的外流，以防止资本的过快、过度外流对我国国内的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通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以期为我国政府提出有益的政策建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世界各国的投资格局，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对现有投资理论提出了挑战。因此，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和区位的影响因素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受到母国自身的推动作用，而且会受到来自东道国的拉动作用。本文从母国与东道国的角度，采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本文的内容如下: 第二章对传统的和现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梳理和述评，了解已有的研究成果及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进展，为后续的研究做准备。 第三章研究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状况，通过历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是什么企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地主要在哪里，以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主要是什么。在邓宁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本章分析了中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阶段。 第四章分析了近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制度安排，包括政府的主要政策、法律和法规，为探讨制度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作铺垫。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极大的地区不均衡性，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省市，东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占了所有对外直接投资当年流量的70％以上，而中、西部省市只占不到30％。中国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各地区的不同制度安排势必会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中国国内地区间的差异包括制度差异对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很大的影响， 第五章从母国的视角对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在第四章母国的地区环境差异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探究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因素，分析制度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制度对OFDI不仅有直接的影响，而且有间接的调节作用。通过使用2003～2010年期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制度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正向影响;制度和金融发展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替代效应;研发投入(R&D)对中国的OFDI影响不显著;引入知识产权保护和研发投入(R&D)的交互项后，研发投入对中国OFDI的影响显著。 其次，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在金融领域国家一直推行金融抑制政策，金融抑制政策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一方面，近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我们探讨金融抑制是否是我国企业进行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动因。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建国以来的金融抑制政策显著促进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金融抑制政策使我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和促进了我国大规模的对外直接投资，但这以我国的经济结构失衡为代价。 第三，从人口结构的视角研究其与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存在的关系。我们观察到，2000年后，一方面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屡创新高，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逐步显现。通过利用面板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验证人口结构是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少儿扶养比的下降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没有影响，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我国当前的人口结构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之一。为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政府应努力实现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同时应当防止国内老龄化引致的劳动力成本提升过快，导致过度的资本外移。 第六章从东道国的角度对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进行探讨。全样本的实证结果得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受到东道国市场规模、战略资产、廉价的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投资具有较大的市场规模、劳动力、战略资产和自然资源丰裕的东道国，但东道国的金融市场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法制等方面与发展中国家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把所有的样本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可能会出现偏误。因此，根据世界银行的方法，按照人均收入我们对样本进行了区分，分别分为发达国家样本群、发展中国家样本群和欠发达国家样本群。对样本进行区分后，对不同的国家动机不同。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受科技等战略资产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因素的影响;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受市场规模和低廉的劳动力因素的影响;对欠发达国家的投资，投资动机不明显。在制度寻求上，不同类型国家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 1.现有研究从制度的视角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文献较多，本文继续从制度的视角进行考察，将制度作为调节变量，本文结论有了新的发现，制度和金融发展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替代效应;引入知识产权保护和研发投入的交互项后，研发投入对中国OFDI的影响显著; 2.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运用不同的计量方法考察金融抑制对中国OFDI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与现有研究结论相同; 3.鲜有文献关注人口结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以及人口结构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验证，本文发现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显著地影响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人口老龄化部分解释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 4.在从东道国的视角考察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时，与母国视角相对应，本文从制度、人口（工资）和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等因素进行分析，其中东道国金融市场是否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战略选择，在以往的文献中没有涉及或者有涉及的研究的角度不同。本文引入东道国的金融市场发展状况进行研究，探究其发展水平是否吸引了更多的中国企业对其进行投资，本文发现东道国发达的金融市场环境是吸引中国对其进行直接投资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