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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学史上，对新记《大公报》的研究一直备受关注。在对其赞誉的同时，也往往将其简单判定为纯粹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商业性报纸，这些不实之词使对它的评价存在着误区，使得它的真实面目变得模糊不清。《大公报》是一份文人所办的报纸，但又不同于具有鲜明党派性的其他文人报纸。它是商业性报纸，广告是其维生机制，但以公众利益为最高准则的办报最终目的又使其区别于其他商业性报纸。因此，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围绕着报纸的主要经济来源-广告这一层面展开研究，更深入、更具体地思考其办报思想及“以受众为中心”的编辑方针具有重要的历史/现实意义。
第一章从早期《大公报》广告入手，对其广告传播特征和经营特点两个方面进行梳理，说明从上述广告活动来看，早期《大公报》是观点报纸，虽有商业化趋势，但程度还很浅，以此作为本研究的出发点，为第二、三章对新记《大公报》的历时性分析做好铺垫。
第二章考察新记《大公报》广告极具活力和张力的变化发展。从历时的角度分析了《大公报》广告的形式、体例的发展和演进是其广告数量激增的重要原因。这说明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大公报》的广告已具备商业性报纸的特征，符合一份商业性报纸广告的传播规律。作为一家依靠广告而巍然自存的民办报纸，它不仅意识到了利用广告传递信息的重要性，还意识到了在众多的广告中如何让自己的广告最有效、最快捷地捕捉读者的重要性。
第三章对新记《大公报》的广告经营特点总结分析，探究其在广告经营上的大胆改革。基于广告组织机构设置的革新，新记公司在广告经营方式和策略上果断地采取了相应的改革措施，其一，重新规范广告经营方式，通过门市承接、广告社代理和派出站销售三种不同的方式，来招揽更多的客户。其二，采取灵活多变的经营策略，在有限的版面上开发广告潜力，提升广告经营层次。留心办好社会公众事业活动吸引广告主的垂青，以内容拉动广告并采取广告运营专业化，使广告实现最佳的商业目标。这些是一份商业性报纸不可或忽的经营理念。
第四章在此基础之上，从共时的角度将新记《大公报》与其他同期报纸加以比较，从商业性和公共服务意识两个方面对其广告活动的创新之处进行爬梳，借此说明其广告除起到维系报纸生存的作用外，还与新闻一样具有教育、传播科学、裨益国家及为公众服务等社会服务功能；当广告与公众利益相冲突时，《大公报》把公众利益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它的广告活动除具有民营资本运营的商业性特征外，又是其“以受众为中心”的编辑方针的延续，编辑方针和经营方针在这一层面保持吻合。
第五章把研究放在更加开放、踏实的历史/现实视野中，重新思考《大公报》广告活动的独特价值，使研究具有一定的拓展。首先指出《大公报》的广告活动具有不可忽视的独特价值。广告活动上的“四不”颇有见地，是《大公报》这样一份民间报纸获得成功的原因，它体现了报纸的经营方针与办报思想的一致性，是中国文人办报试图在报纸的商业性和“以受众为中心”的编辑方针中找到一种平衡的有益尝试。其次提出在学理层面，《大公报》广告活动的很多方面仍为现代报纸所不及，并根据“四不“标准，依次对广告控制、报纸兼营广告公司、广告比例失衡等现代报纸广告活动与其社会责任的背离倾向提出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