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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拟通过此篇论文达到下面两个目的：第一，详细阐述意识形态在危机决策中的独立作用，希望可以丰富外交学的理论探索。第二，对于中共建国初期外交政策逐步走向成熟过程的两次危机处理进行探索，比较分析当领导人的世界观发生一定变化前后危机处理过程的相同点与不同点。论文研究的具体问题是：当危机出现时，决策者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信息等压力下做出他们认为合理的决定并采取行动的呢?
以中国在朝鲜卷入与美国的战争和中印边境冲突的整个过程的政策变化与分析，论文认为研究危机下决策的出发点应该是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利益理解与理性选择。这一出发点就意味着决策者的意识形态决定他们对于利益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外交决策选择和付诸行动。危机出现的三个特点是：(1)环境中出现了某种决策者没有想到的变化；(2)领土安全受到威胁(3)维护领土安全的前一种政策的效果已经不能确定，或者失败的风险很大。这个时候，决策者必须分析新情况，确定政策目标，分析政策选择并最终做出决定。在危机发生时，意识形态的作用被充分激活，并在最大限度内发挥上述作用，从而使危机中由信息与时间有限带来的决策困难得到缓解。意识形态框架的最基本作用就是帮助决策者将复杂的现实简化为最基本而简单的现象。这一过程的基础是对自我和对对方的认识，以及对对方意图的理解与自己的终极目标的理解。具体来说，意识形态在危机时刻的作用表现在：
第一，意识形态帮助决策者理解对方意图，从而决定政策的目标；
第二，意识形态缩小政策备选方案的范围，从而减少了各种相关利益的评估难度。
第三，意识形态帮助决策者评估敌我力量，从而明晰各种政策选择的后果。
这篇论文认为如果将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理性选择作为解释危机决策的出发点，那么就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在一些情况下决策者在外交中会选择看似不理性的决定和行为，会选择一些无法用物质或权力来解释的利益。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利益判断会促使决策者由于非领土扩张或自卫的需要而参加战争。同样，决策者也很可能由于意识形态的理解而不是真正的军事和经济实力高估他们赢取战争的可能性。反过来，决策者非物质理性的决定和行为很可能是在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和原则基础上做出的。但是，本文并无意表示这种意识形态是危机决策的唯一解释变量。外交决策必定是一组国内国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本文希颦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在危机决策中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而这一点并未得到学界足够的认识。本文希望可以通过一个新的观察角度对中国外交的危机决策进行考察，并发展新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