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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之所以争论不休，一方面由于“自由主义”本身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理论体系和意识形态，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复杂性；另一方面近代中国，历史风起云涌、形势诡谲多变，各种思想形态竞相进发，相互交汇。自由主义作为其中的一支，也曾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上演过恢宏的一幕，但它并不是独秀的一枝。而且最终还是让位于其他更有竞争力的思想形态，退出舞台的中心，流为边缘并渐渐归于寂寞。那么导致近代自由主义困境生成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自由主义本身的问题，还是因为它作为一种“舶来品”在输入中国的过程中发生了扭曲或者其他?
本文试图以严复、梁启超、胡适为例，分析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叙事，并分析在近代中国“转型时代”的大背景下，自由主义困境发生的深层原因。在这个过程中，西方自由主义作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重要参照也被作为论述体系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关于西方经典自由主义的解读，本文提供了三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分析范畴，即贡斯当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以赛亚·伯林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以及哈耶克的“基于进化理性的自由与基于建构理性的自由”。这将有助于我们领会和把握西方自由主义的内涵和实质。
中国自由主义部分则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历史叙事和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历史困境的生成。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部分之间并不是简单地并列关系，而是存在严密的逻辑联系，前者是造成后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近代自由主义的历史叙事部分，通过对严复、梁启超、胡适三位中国近代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自由思想特点的分析，来剖析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引进自由主义的时候对西方的自由主义所发生的误读之处，并指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激进心态特别是自由主义者的矛盾心态是造成种种误读的主观原因。但造成这些误读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始终没有将“个人主义”这一西方自由主义的内核作为“终极关怀”，而是将自由作为谋求其他价值，如国家富强的手段等。
在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历史困境的生成部分，则主要论述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之所以走向失败的原因。造成这一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深刻的历史动因是近代中国的客观形势无法为中国自由主义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秩序条件。同时，自由主义也未能给中国的前途指明一条清晰的道路，提供明确的方向意识。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方面，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多元主义理论未能有效发挥强势意识形态优越的整合功能。另外，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未能与其他政治思想形态特别是保守主义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也是造成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失败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