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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从接受史的角度统观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大众文化研究界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接受过程，对接受过程中理论运用的变化作了具体语境学的分析，并梳理了理论界对借鉴过程的反思情况。论文还探讨了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和其他大众文化理论间的相互影响。
为了重新认识并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哲学、政治理论界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译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镇——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也随着这股译介热潮被介绍进来，但在80年代并未被广泛运用于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这是因为80年代在中国还没有出现从生产到流通到消费等完全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还处于萌芽状态，研究领域对它的关注比较少，而且还对它在颠覆文化禁忌方面的合理性功能给以确认。
上个世纪90年代上半期随着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被广泛地运用到了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实践中。研究者在借鉴过程中既有对原理论的机械挪用，也有结合中国具体文化现实进行的适当的改动。这些改动主要有：在批判对象上，法兰克福学派揭露大众文化中隐含的极权主义统治，中国的批判者斥责大众文化中的商业逻辑和低级审美趣味；在批判目的上，法兰克福学派追求的是革命性的政治目标，中国的批判者追求的是审美和道德目标；在否定程度上，法兰克福学派完全否定并放弃大众文化，中国的批判者对大众文化是否定中有肯定，意在进行收编引导。
90年代后期理论界开始对借鉴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情况进行反思。反思者批判了借鉴活动中的机械搬用现象，但他们忽略了上述的对这种理论的改编化用情况，没有总结既有的借鉴经验，以便更好地利用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
针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悲观否定论调，文化研究理论把评判大众文化的标准扩展到广义的意识形态标准，改变了法兰克福学派精英主义的审美批判模式。约翰·费斯克用文化消费过程中接受活动的能动性反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统治说，使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开始重视对接受过程能动作用的探讨。这些理论间的相互作用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修正，既有合理的地方，也有过犹不及而走向另一个极端。
该文认为,无论如何修改，法兰克福学派的那种赤诚的现实关怀精神和高昂的文化守护热情，是我们应该永远追寻的理论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