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单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种特殊组织形态，它客观上适应了当时国家整合资源和快速建设的需要。围绕单位形成的以有利生产、方便生活为原则并且融合了生产、生活、服务等多种功能的职工生活聚居地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社区形式——“单位”社区。自上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化和政府职能的转化，单位制度逐渐弱化和消解，但是“单位”社区作为一种实体却得以保留，并且以一种新的形式成为现代城市社区中占据相当数量的一种独特类型。“单位”社区不仅留有单位制时期强政府干预的痕迹，同时也留有单位自身的痕迹，这些历史因素的存在使得“单位”社区的问题既有与其他城市社区的相同之处，也有其独特的方面。当前，“单位”社区整体呈现出动员不足下的低度参与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单位”社区的后续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单位”社区动员机制的演变过程进行研究，既是破解“单位”社区建设难题，促成“单位”社区社会化发展的关键，也是对社区类型学研究的丰富和拓展。 本研究在动员理论的视角下，以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单位”社区为例，采用扩展个案法对“单位”社区动员机制与国家宏观结构和制度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历史研究，并从结构、组织、话语与社区感四个层面对动员机制及其运作效果进行了考察，由此构造了一个社区动员机制的循环系统:宏观结构与社区结构决定了动员组织策略和动员话语选择，经由“情感动员”的过程产生了社区感;动员组织、动员话语与动员出的社区感经由“参与动员”的过程，促成了社区参与行动的发生;行动一经发生，对社区结构、组织和话语以及社区感产生反作用。本文运用以上分析框架，从演变过程及特征出发，将单位社区动员机制的演变分为三种类型，即“指令式动员”、“指导式动员”和“授权式动员。” 单位制时期，实际上并没有社区的概念，这一时期进行的是单位动员，这是一种政治动员、生产动员与生活动员的结合体。单一的权力结构和统一的资源配置体系产生了以单位为动员组织，以政治话语与生产话语相结合为特征的动员话语体系，并在集体化情境的运作下产生了单位认同感，促成全体成员的卷入与行动，展现出强大的动员效力。不过，这一时期个体利益和欲望被压制，也导致了单位内部为实现全员动员付出了巨大成本。单位制时期形成的“单位动员”机制对后续的“单位”社区动员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全面市场改革的初期阶段，随着国有企业的减员增效、市场力量的介入、单位制的消解和社区建设的提出，“单位”社区内部的权力和资源逐渐从主体企业之中分流出去，依循上级指令进行动员的主体企业和新兴企业动员效力减弱，动员话语出现了从生产到生活的回归，这些过程造成了单位认同的减弱，而以社区为基础的共享情感还没有生成。遵照上级指令进行动员的机制在转型期保留了一定的动员效力，维持住了“单位”社区的整体秩序，但是企业作为经济单位，还要承担社会职能使其自身不堪重负。本文将这种由上级下达指令，自上而下进行层层动员，动员客体被动响应，做出服从或者配合的消极参与行为，较少自由运作空间的动员机制概括为“指令式动员”。 在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化的阶段中，企业的社会职能被进一步剥离，职工身份彻底转化并由此造成了“单位”社区成员身份区隔。“单位”社区的权力和资源下沉到二级单位，极少量进入社会层面。企业的二级单位成为“单位”社区动员的主体组织，具有行政权力的主体企业为二级单位提供指导意见和考核标准，不做出强制性要求，居委会对其工作进行补充和配合。企业的二级单位和居委会围绕“单位”社区群体权益构建动员话语，试图促进社区感产生并在一定程度上弥合“单位”社区成员的身份区隔，但由于动员之中的国企越位，政府与社会的缺位，“单位”社区缺乏能够在整体上整合社区资源的动员主体，动员机制运作效力较低。本文将这种具有行政职能的主体企业提供指导意见和进行检查考核，基层单位进行实际动员，并试图营造居民支持与互惠网络，以期获得居民认可及主动参与，已经具有一定自主空间的动员机制概括为“指导式动员”。 进入社会建设阶段之后，国家透过企业对“单位”社区权力结构和资源配置体系的影响依然明显，社会的力量逐渐壮大，“单位”社区之中居委会开始在整个社区层面整合资源和进行动员，政府和社会二者形成的张力使得“单位”社区动员主体居委会和社区自组织在进行行动选择之时都试图获得企业和政府支持以获得行政合法性，并谋求民众认同和参与以获得社会合法性，同时也试图促成对官方意识形态和民意进行整合的动员话语的构建。“单位”社区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新的动员秩序，但是国家、企业和社会权力的范围与界限尚需厘清。本研究将这种以社区里的居民自治组织和社区自组织为动员主体，试图获得企业行政力量的授权以具有行政合法性，并试图获得社区居民的支持、配合和积极参与来获得社区社会力量的授权，以具有社会合法性，具有自主空间的动员机制概括为“授权式动员”。授权式动员包含了两个视角，“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视角，来自于社区居民中的大多数，反映的是普通人控制自己日常生活的尝试，即社会授权;自上而下的授权，反映了权威的视角和经验，隐含着现存的权力结构，即政府授权，或说行政授权。 本研究在对动员理论进行综合梳理的基础上，引入社区感概念，将动员理论从群体分析扩展到对社区实体场域分析的层面，在结构-行动的范式下提炼出了社区动员机制的分析框架，拓展了理论解释的广度和适用性。本研究得到如下发现:第一，“单位”社区动员机制呈现从“指令式动员”到“指导式动员”再到“授权式动员”的演变路径，行政权力对动员的控制逐渐柔化，动员主体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并拥有了更多的自主空间，社区社会权力逐渐彰显;第二，“单位”社区动员机制的演变是在外力与内力的共同作用下完成，前者是国家宏观结构调整产生的外部压力，后者是社区内部的主流意识和社区成员不同的身份归属及利益之间构成的内部张力;第三，社会结构与制度变迁带来“单位”社区资源和社区权力从集中于单位到分散于社区多元主体之中，引发了“单位”社区成员身份从一致、分化、区隔、再到多元融合的过程，使得动员从高度聚合于单位组织到再次融合在社区层面，社会化的程度逐渐加深，构成了从“指令式动员”到“授权式动员”的内部演化逻辑:第四，授权式动员比自治式动员更适于动员“单位”社区中的建设力量;对社区内各种权力范围和边界的厘清，比单纯促成自治更符合“单位”社区的发展要求。本研究从提高社区建设动员效力，促进参与的角度尝试提出了“单位”社区建设的四个发展方向，即促进社区意识启蒙、进行多元主体的身份构建、认同空间再造以及“多元双向式”制度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