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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娘是1930年代中后期至1940年代中期活跃于东北、华北沦陷区文坛的一位颇有影响的女性作家。她成名于东北沦陷区，最终在华北沦陷区文坛取得她个人创作的最高成就。后一个时期也是梅娘的文学活动最为频繁、文学行为最为复杂、争议最大的一个时期。本文主要以后一个时期，即梅娘在华北日据时期(1939-1945)的文学行为为研究对象，根据大量的第一手史料和相关证据，考察在殖民地语境下的梅娘如何加盟《妇女杂志》，如何记者作家一肩挑、以女性书写形成自己的特色，及其在几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种种表现等，旨在梳理梅娘这一时期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和刊物采编活动的来龙去脉，追究其文学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考察在“事敌”背景下的女性书写的多重含义及其存在的实际情形，进而对梅娘的女性书写作恰如其分的评价。 论文具体从三个部分展开考察:第一部分，梳理梅娘在沦陷时期的文学轨迹。概括她在东北、日本和华北三个阶段各自的文学特点，结合文坛大环境重点论述梅娘在华北时期如何借助特定的历史环境而成就个人的文学创作。 第二部分，主要描述在华北沦陷区文坛语境下，身兼记者与作家双重身份的梅娘的言论/新闻写作和女性写作的基本情况，分析几种写作之间的关系。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论述梅娘与日办女性刊物《妇女杂志》的关系。梅娘在《妇女杂志》拥有记者和作家两重身份，“记者梅娘”发表了若干迎合日本殖民主义统治的通讯稿件和散文，体现了她的民族意识的沦丧，但也渗透了她一如既往的女性情怀。这份情怀被《妇女杂志》吸纳而且改装成为“女性+政治”的话语模式，从而使梅娘的女性书写染上了殖民主义的阴影。实际上，《妇女杂志》通过文艺栏积极提倡女性写作，推崇远离时政而关注日常的文学选材，以达到粉饰太平、麻痹民众的目的。置身于其中的作家梅娘的女性写作，其实是在为殖民主义的文化宣传推波助澜。第二，结合沦陷文坛的具体语境，主要以《鱼》《蚌》《蟹》三部小说为对象来详细解读梅娘的小说。梅娘此时期的小说，更为集中地从女性视角出发，用富有女性特色的语言来抒发专属于女性的情思、女性在社会遭遇的重重阻滞、女性对自由和爱情的渴求等等，使得梅娘这时的书写有很强的女权色彩和“五四”女性叙述的模式。这样的书写具有跨时代的文学意义，是梅娘作为现代女性作家对现代文学不可忽略的贡献所在。但是，在日本殖民主义文化策略的紧密控制之下，不但梅娘的小说主题符合当时的文学趣味，甚至是她表面看来与政治无关的女性和“五四”意识，内里其实已经暗合日本殖民文化的编码要求，而被间接地异化和利用。这一现象，揭示出殖民丰义操控下沦陷文坛的险恶与及沦陷文人创作难以实现其“纯文学”追求的历史事实。第三，交代梅娘等女性作家参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经过，分析这一行为历史含义。本文认为，“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将梅娘等作为女性文学家的身份以及其言说女性的书写方式都纳入到了日本殖民主义者的文化宣传系统之内，这一事件不但是梅娘的个人迷思所在，也是民族历史的伤痕见证。 第三部分，分析梅娘在新时期之后的一再粉饰自己、篡改历史的内外因素，给她的行为以合理的阐释。新时期，梅娘的文学成就得到了肯定，但这并不等于对梅娘及其小说的解读可以无视历史的真实性存在。 论文认为，梅娘并不是完全如她本人和诸多爱护她的研究者所认为的，是一个只有女性意识而与政治无涉的纯文学人。她在华北时期的文学创作和其它写作，由于殖民文坛的外在控制和梅娘自己对时局有意、无意的迎合，而整个地被纳入了殖民主义文化的系统之内。本文立足史料，厘清讹说，试图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上真实的梅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