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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阿多诺主要运用否定辩证法的非同一性思想来批判启蒙理性的同一性思想导致的工具理性现象，并反思了启蒙的自我取消的过程，即启蒙如何结束了旧的不平等与不公正，如诸神、君王的统治，但是它却产生了新的等级制，即抽象对具体物的支配;也可以说阿多诺主要探讨合理化带来的悖论问题，即解放和物化相伴随的过程。 阿多诺的伦理学思想就是在道德领域对其批判理论的延续，他考察了启蒙背景下的伦理学设计的一种正确的生活是如何反过来对抗人本身的，并具体批判了康德的观念伦理学、黑格尔的责任伦理学和海德格尔的本真生存的思想。 阿多诺指出，康德在建构一种应当的生活时，强调个人的使命。只要个人以其纯粹理性来规定自己的意志，个人的主观准便能成为客观的法则。人人按照法则规定自己的意志，则能建立一个人人都作为目的的目的王国。但阿多诺指出在一种个体和社会的对抗状态、不和解状态中，一种私人设计的目的王国不会带来真正的和解。在这种状况中，个人不屈从于社会状态，过着私人的道德至上生活，并遵从道德律去行动，这种所谓的正确的内在性的生活本身可能会导致不道德的后果。但是如果完全顺应社会规则去行动，可能不但谈不上有严格的德行，而且可能成为社会丑恶现象的帮凶。 黑格尔觉察到康德的观念性的伦理学的软弱性，强调伦理学要涉及到国家的建构问题。不过在黑格尔那里，国家作为一种精神是在具体的个人之先存在的，而且国家作为精神整体有实现自身的能力，个人只是国家实现自身的环节和手段。黑格尔的以整体在先来实现个体和整体的和谐，也导致了整体的压迫性。而且这种整体在先性发展到一定程度，把主体的责任与思考都褫夺过去了，使得主体的反应模式被先天地编排进预先制定好的总体可能性中。总体性成了一种全面支配个体的异在的东西，而非作为个体的最高目的同时是个体的最高实现。黑格尔觉察到了康德的个人主义的幻想，但在黑格尔辩查到这一点时，他是把康德的理想倒转到了另一个极端，即国家是绝对优先的。这可能导致良心已经失去了它的对象，因为个人对自己和他人的责任已经被替代为个人对特定制度的尊奉。 阿多诺认为一种正确的生活存在于道德的星丛中。在道德的星丛中，个人不是绝对的因素，反对仿佛从个人本身就可以生发出真正自由的、普遍的、正确的生活。康德的设想也是想消除个体和整体的紧张关系，达到理想的和谐，这也是启蒙理性想要完成其体系的表现，但这种和谐不是此岸现实的。要消除个体和整体的紧张关系的而另一方面典型的表现在黑格尔的国家伦理学中。在康德那里是个人过渡到整体;而在黑格尔那里社会、整体是先行的，个人是整体实现自身的工具，虽然据说个人在实现整体的同时同样实现了自身的目的。阿多诺说，在这样的总体第一性中也没有个人正确的生活，正如从个人的理性出发建构的道德共同体是软弱无力的一样。人的自由、应当的生活不是单从个人一极或从社会一极就能得到确立的。从个人一极或从社会一极出发都达不到个体和整体的和谐，反而会把个人和社会本身都弄残缺衰败了。在道德的星丛中，个体和整体有一种亲和性，但这种亲和性是现实造成的，不是海德格尔式的“人和存在共属一体”的玄思。这种普遍和特殊相互批判、相互建构的贯彻着非同一性的共同体，是星丛式的共同体。它不把普遍抬高成脱离特殊的绝对原则，而是正视特殊跟普遍的异质性，公平的对待特殊性;特殊也不是最终的东西，特殊也要在正确对待与其他事物的关联中，完善普遍性。 在今天也许还能叫道德的东西已经过渡到有关世界建构的问题，人们可以说，有关正确生活的问题将是有关正确政治的问题。而正确的政治、公正的社会不是由个人的自由意识造成的;也不是在每个个体上台之前，国家就以某种先赋价值把每个人的角色都预先安排好了来造成的。一种正确的生活是容许个人与国家的合理对抗的。阿多诺经历过崇高的道德律令是怎样演化成为“你必须遵守”的奴役时代，因而他才说“如果人们强烈要求我按照古代习俗指出根本德行，我或许而且只能含蓄地指出一种道德，即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