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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深化理论是1973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麦金农和同事肖首先提出的，他们以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金融压制”与“金融深化”两个不同的角度，全面论证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辨证关系，详细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的特殊性，并提出了与传统货币理论迥异的政策主张。金融深化论的提出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后20年里，这一理论得到了不断的修正、补充和发展。 金融深化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之所以欠发达，就是由于其实际利率太低，甚至成为负数，造成这样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利率被人为地压低，也可能是由于通货膨胀，或者二者共同作用。这种状况被麦金农称为“金融抑制”。在金融抑制经济中，人们不愿进行储蓄，故投资会减少，经济增长受到阻碍。因此，要使这些国家的摆脱贫困，必要的措施就是要解除金融抑制，放弃金融当局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过度干预，实行以利率自由化为核心的金融自由化政策。金融自由化主义者认为提高利率可以带来货币实际收益率的提高，从而增加实际现金余额需求和货币积累，刺激储蓄和投资的增长。 金融深化理论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及货币金融改革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试图按照“深化”的思路来进行金融改革。但是，金融自由化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尝试导致了经济中未清偿债务的过度增加，使得政府重新进行干预，以支撑岌岌可危的国内银行业和工业企业。南锥体国家的“债务危机”和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大爆炸”改革实践就是很好的例证。“过度负债”似乎是实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国家的典型特征。 针对金融自由化后产生的政策困境，许多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是这些解释似乎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金融抑制造就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二元性。在金融抑制下，进入官方信贷市场的是那些工业化发展政策目标扶植的企业，这些企业依赖于银行贷款和相关的政府补贴来满足其融资需求。商业银行之所以默许这些工业企业的借贷行为，是因为借款给这些企业常常可以从政府那儿得到暗含的还款承诺。与此相对应的是市场中其他企业面临着严重的信贷管制，发展中国家的银行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阻碍了银行为这些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银行的信息不对称和大企业的信贷需求一起，造成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危险的高资产负债比率。在这样的体制现实中推行以提高利率为主要手段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必然会将这些高杠杆的企业拖入一个双重成本增加的“庞氏博弈”过程，引发经济中的“偿付危机”。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以高负债的国有企业为主导的转型经济，在这样的体制背景下进行金融改革必须慎而又慎。论文最后强调了将体制外经济的贷款需求纳入正规金融体系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