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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春的一场突发事件再一次使得整个社会动员组织起来。与以往历次经历的灾难或运动不同，这次事件发生在中国社会结构处于深刻转型的当口。在国家-社会的关系模式正在经历调整和变迁的背景下，如何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包括国家动员和社区自发动员）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本文将研究视角投向国家与社会交汇的重要场域——城市社区。在这个场域中，有政府的基层管理机构，设在本区域内的驻地单位，半政府半民间的基层组织，民间自发形成的社团小组以及千家万户的城市家庭。他们构成了代表国家或社会的多元主体。在紧急状况下，在不同的社区，这些主体之间形成了既有一致性同时又各具特色的互动图景。一方面，在国家强大的动员能力之下，一个类似行政体系（但又有别于行政体系）的基层防疫组织网络迅速建立;另一方面，在基层社区还存在一个产生自发的集体行动的空间。社区居委会在以上的两方面都承担着重要角色。在前一方面，居委会被纳入到国家建立的基层防疫网络中，成为国家的代理人;在社区自发行动的空间内，居委会及其连接的积极分子组织网络又充任了社区守望者，促成了基于公共利益的集体行动。 居委会及其所连接的积极分子构成了城市社区中的纵向网络。与普特南著名的研究结论相悖的是，在（以居委会为中心的）纵向网络充当社区守望者的情况下，它完全有可能促成积极的集体行动。相反，在目前中国的城市社区，横向组织网络在紧急状况下对公共事务的贡献甚微。 中国推行社区建设的过程是一个由国家推动培育社会空间和居民自组织能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居委会及其连接的积极分子网络有可能成为支撑基层社会发育的强有力的网络。但同时，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尚处在进一步变迁演化之中。在这种背景之下，各种主体之间的关系模式也远未正式确立。城市社区的组织网络的运作逻辑，也还会在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下，在不同的场景下呈现出不同的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