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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分化程度较高的浙江省外前坞村村民为考察对象，采用农民职业分层的视角研究了转型农民与大众媒介使用的关系问题，揭示了不同职业类型的农民是如何使用大众媒介的，其特征是什么，大众媒介的使用对农民的转型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本文论证了在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三化”影响下的乡村社会，已经从原初的生产生活共同体的同质状态走向职业分工的异质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开始具有了职业的性质，并从中衍生出了普通农业种植者、农业经营与管理者、外出打工者、个体户和商业人员、农民企业家及乡村企业管理人员、失业或半失业人员等七大职业农民群体。 由于职业对不同农民群体具有“时空分割”、“价值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使得农民群体在大众媒介使用上具有了“职业圈层”的特性，即不同职业类型的农民在触媒时间上、触媒类型和渠道上及其触媒的内容和动机上均显示了差异。而这种差异导致了两种类型的媒介使用方式:一是以普通农业种植者、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部分亦工亦农者和部分外出打工者的“内卷化”媒介使用方式;二是以农民企业家和乡村企业管理者、个体户和商业人员及其部分农业生产与管理者、部分外出打工者和亦工亦农者的“外延化”媒介使用方式。 本文还揭示了大众媒介对转型农民的影响，它既推动了职业农民的现代性，又带来了现代性的困惑。现代性主要表现为观念上的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和强烈的经济欲望等，在话语上出现了闲谈时的媒介话语的增多，而在行为方式上更是呈现出经济领域的消费主义行为和部分媒介工具化的使用，在政治领域出现了对国家的认同和一定程度上的媒介监督村民自治现象，在社会交往上更为开放，在文化上出现了文化反哺现象的增长。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现代性的困惑，即消费主义和城市生活方式对农民群体的巨大压力和电视大众文化兴起对乡村价值的否定及其乡村人际关系逐步疏远等。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影响还具有三大特性:一是这些影响对不同类型的职业农民其影响程度是不同的;二是这些影响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式的，而是“过程性”和“结构性”的;三是这些职业农民是依照自身的生活世界和经验来解读大众媒介的，媒介的影响不能高估。也就是说，大众媒介对农民转型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而是扮演着推波助澜者的间接角色。 为此，本文提出在农民共同体瓦解和农村社会急剧转型的背景下，大众媒介应不再把农民视为单一整体，对农传播应体现出农民职业分化的特性，分众化、小众化的特性应该受到重视。同时，大众媒介还应为农民的职业分化和转型提供更为切实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