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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学运动打破了中国文学封闭的状况，西方的文学和文论纷纷涌入中国文坛，象征主义也于此时进入中国，并引发了中国理论家的一系列探讨。他们在翻译介绍西方的象征理论、作品和汲取中国古代文论精华的基础上，思考如何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并联系当时的文学现状和时代环境，来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象征理论。因此，本文选取现代三十年期间出现的由中国人创建的象征理论，分析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并从三个角度对象征进行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试图回答中国现代象征理论的独特性所在。 基于前人对象征的认识，绪论首先对象征作一个界定，认为它是由四个层面构成的统一体。然后过渡到本文的研究对象——中国现代象征理论，并对其也作界定。 第一章主要分析了中国现代象征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形成从西学东渐、传统积淀、时代环境、新文学的内部要求四个方面展开。本章还梳理了象征理论的发展，并将现代象征理论的发展划分为萌芽发生、曲折发展、艰难创新三个阶段。 第二章是象征与比兴。本章主要是从中国传统文论“比兴”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象征理论的独特性。“比兴”理论属于我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与西方的象征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共通之处。中国现代理论家运用“比兴”理论来阐释西方的象征理论，尝试沟通中国的比兴理论和西方的象征理论，可算是西方象征理论的中国化的显著表现，同时也是中国现代象征理论独特形态的表现。 第三章是象征与契合。契合是象征之道，是近代美学的福音。契合主要是从人与自然的角度论述象征的创作，具体指在象征的创作中作家的主观心灵与自然万物所达到的合为一体的境界。本章在分析波德莱尔《契合》诗的基础上，分析中国现代象征理论中有关契合的论述，总结出契合的具体内涵和特征。 第四章是象征与现实、玄学。袁可嘉在四十年代谈论新诗现代化的问题时提出了“现实、象征、玄学”这一理论，“象征”在此并非孤立的存在。一方面，“象征”和“现实”紧密结合，另一方面，“象征”又和“玄学”相接。本章主要探讨象征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象征和现实、玄学的关系，并对袁可嘉的这一理论做出评价。 结语对中国现代象征理论试作评价并总结全文。理论家们联系中外、贯通古今的努力值得后来者钦佩，他们构建的中国现代象征理论具有本民族的特色，他们的探索对中国现代象征理论作出重要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对象征的探讨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对很多问题只是粗略涉及，未能展开深入的分析，同时还出现了一些从意识形态立场对象征进行粗暴否定的文章。这种思想发展到五十年代，导致了象征理论的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