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一带一路”建设中，基础设施有着先导作用，是我国在沿线各国开展投资合作的重要保障。通信基础设施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性基础设施，对于我国在“一带一路”的投资活动同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表现为直接影响，还可能表现为空间上的间接影响。然而，少有研究把通信基础设施作为核心影响因素，而且关于其空间外部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探讨也有所欠缺。此外，通信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仅依靠政府投资或是私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带一路”建设中，基础设施有着先导作用，是我国在沿线各国开展投资合作的重要保障。通信基础设施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性基础设施，对于我国在“一带一路”的投资活动同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表现为直接影响，还可能表现为空间上的间接影响。然而，少有研究把通信基础设施作为核心影响因素，而且关于其空间外部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探讨也有所欠缺。此外，通信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仅依靠政府投资或是私人投资很难完成，因此，通信基础设施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发展的支持。而关于金融发展如何调节通信基础设施，进而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文献也需要补充。那么，“一带一路”国家的通信基础设施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究竟有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又是否会受到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将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选取2008年至2018年“一带一路”56个国家的数据，根据地理距离、人口加权距离和经济距离设立三种空间权重矩阵，并且通过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通信基础设施有正面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且空间溢出效应在总效应中有的占比超过80%；(2)“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的越多。同时，金融发展的负面溢出效应体现了各国的竞争关系与我国的投资主动权；(3)金融发展对于通信基础设施有正向的调节作用。一方面，可以为本国的通信基础设施提供资金支持，完善通信基础设施，促进外资流入；另一方面，金融发展加强了通信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研究的政策建议为：(1)重视通信基础设施发展，发挥我国的技术优势，力争与“一带一路”国家达成战略合作；(2)积极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多样化的金融合作。可以争取当地政府的财政支持，或是以股权融资的形式投资当地企业，也可以同当地金融机构或国际金融机构形成双边或多边合作。此外，还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吸收居民的闲散资金；(3)不可忽视保险的保障作用，分析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有针对性地设计新的保险品种。
其他文献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暴露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开始下降。由于要素收入分配与中国不断扩大的个人收入差距密切相关，初次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最终收入分配的基本模式，因此这一问题可能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很大的冲击和挑战。经济学家也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收入分配的状况、成因和解决方法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研究。 劳动收入份额急剧下降的时间也正是中国信息化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是我国近代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仅极大提升了综合国力，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也在这辉煌四十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我国社会在发展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日益严峻的老龄化现状则成为其中最为关键的课题。 相较国外学者侧重研究人口老龄化与生命周期理论、社会生产率以及年龄结构互补之间的关系，我国学者则将重点放在公共政策、人口结构变迁、社会总储蓄
我国区域经济差距问题由来已久，各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成为共识，特别是东西部之间、南北方之间经济差距明显。以往的研究表明一定程度的差距会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但不幸的是，一旦区域间的经济差距过于悬殊并长期得不到解决，则会阻碍资源在经济体内的有效配置，并最终拖累经济总体发展，同时造成社会福利水平下降，甚至造成社会动荡。因此使得区域经济差距处于合理的运行区间是政策制定者在发展经济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决策因素。
过去40年，我国的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依靠资源和劳动的投入。未来，随着人口红利不断消失，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将更加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与经济发展已密不可分。对于经济发达地区而言，金融产业已逐步发展为其核心产业之一，这意味着金融产业未来将以集聚发展为中心。在新常态下，要实现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全要素生产率可以用来衡量经济
近年来，伴随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就业市场的关注点也从就业率逐渐转向就业质量。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力回流规模的不断扩大，返乡劳动力的就业质量问题也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返乡劳动力在外出务工期间积攒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这是否有助于提升其返乡之后的就业质量呢？不同的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劳动力就业质量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基于以上问题，本文将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收入分配不均问题日益严峻，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在2035年实现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因此，在当前背景下，探索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首先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出发，理论上分析了产业集聚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机制。然后，
长江经济带是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轴线，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未来经济高质量增长离不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当前，环境规制成为全球生态保护的主旋律，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是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要求。如何协调好两者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关系是本文研究的初衷。 本文首先梳理了国内外有关环境规制和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关系的文献，寻找研究的理论基础并提出作用机制，指出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存在企业退出、产业转移和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FDI不断攀升，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环境管制水平可以适当缓解环境问题，但也会遏制FDI发展。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协调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当前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排污收费制度是中国实施历史最悠久的市场型环境管制工具，对促进环保事业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随着排污费的提升，FDI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其作用机制如何。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
本文首先在全球价值链的框架下分析出口增加值率本身的性质，然后将出口增加值率分解为直接增值部分与间接增值部分，从理论上将影响出口增加值率的因素归纳为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位置、生产要素禀赋、对外开放的环境与政策三类，通过从WTO—OECD全球价值链数据库、UIBEGVC数据库等获取包括63个主要经济体从2005年到2015年的相关数据，采用GMM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对于全球价值链中参与位置的分析表明
本文运用我国上市公司2004-2018年的数据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回顾现有文献发现：一方面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提高公司控股股东的代理成本，从而会提高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在股权质押后，面临控制权转移风险的情况下，控股股东可能会进行信息操纵、干预公司经营政策降低经营稳定性等，也可能会通过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改善公司经营业绩等，控股股东的不同选择也会对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