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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融资制度经历了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供给型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市场型制度的转变。这一转化过程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体现了中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变革的内在逻辑。然而，在新的制度建立过程中，体制转轨带来的制度摩擦与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在我国制度背景与宏观经济环境处于频繁与剧烈的波动之中，在这个时期，我国金融发展不仅对于经济发展和改革的进行起着最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也深刻地影响了我国企业的融资模式。本文致力于研究金融发展程度是如何影响企业融资结构的，同时本文的研究解释了我国现阶段金融发展程度与企业微观层面的因素对企业融资模式影响的相互关系。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即金融发展程度与企业融资模式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具体而言，金融发展程度较好的地区，金融发展程度指标与企业经营现金流的乘积与企业投资率显著负相关。我们的金融发展程度指标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度量，一是金融市场化发育程度，二是金融腐败程度，我们发现金融市场化发育程度越高的地区，企业投资增长率与内部经营现金流系数越小，金融腐败程度越高的地区，企业投资增长率与内部经营现金流系数越大，反之亦然。该结果说明了当外部融资环境较好的时候，企业的外源融资成本比较低，因此企业倾向于外源融资；当外部融资环境较差时，企业则倾向于融资成本比较低的内源融资。
考虑到影响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因素除外部融资环境以外，还会受到公司特征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又考察了资产负债率、资产变现能力以及所有权性质对公司投融资行为的影响，我们发现当企业具有较低的资产负债率时，也就是说当企业财务风险比较小的时候，企业倾向于外源融资；企业资产变现能力较强时，外源融资风险相对较小，企业也倾向于外源融资；另外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具有较强的外源融资的能力。进一步，当我们将金融发展程度指标与公司特征因素结合起来分析时我们发现，在金融发展程度较差的地区，公司的微观特征对其融资模式有较大的影响，而在金融发展程度较好的地区，公司的微观特征对企业融资模式的影响较弱。这就说明了影响企业融资的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但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背景下宏观因素对企业融资起到了更关键的作用。为了证明文章的结论不受时间、样本和指标选择偏差的影响，我们做了大量的敏感性检验。我们将影响企业融资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同时纳入回归方程后，发现我们的结论仍然是显著的；分年度回归的结果则表明，本文的结论基本不受到年份变化的干扰，在本文五年的样本跨度里，有三年的回归结果都十分显著，其余两年即使显著性不够，但符号仍符合预期；此外，对于金融发展程度，我们同时用金融市场化程度和金融腐败指数做了检验，对于样本我们还多次进行了分组检验。大量的敏感性测试增强了本文结论的可靠性。
有关中国问题的实证研究，需要注意基础理论的重要作用。当前，国内学者可以越来越多、越来越快的接触到西方最新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往往都是站在较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立场上分析和解决问题，直接引用其结论往往会断章取义、以偏概全。本文的研究结论说明了目前解决我国企业融资问题更多地，需要重视我国金融环境的建设和发展，而不是象西方那样过多地将视线放在微观层面上。进一步推进我国融资体制改革与创新，建立市场化的融资制度，积极完善多样化的融资方式，成为解决我国企业融资问题的着眼点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