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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轫于新文化运动期间的“科玄论战”,虽然历经百年,但论战的意义并没有得以全面挖掘。特别在论战后期,唯物史观派参战后对论战的影响和意义,在理论和实际层面的研究上都显得较为薄弱。所以,有必要对论战进行再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对苏联解体的反思,特别是在全球化、多元化的今天,中国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既保持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地位而又不“惟我独尊”,就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和认真思考的问题。如果能从“科玄论战”的源头挖掘马克思主义主流地位的历史生成过程,也许对以上问题的思考和解决会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本论文试图在知识与权力的视角下,挖掘“科玄论战”中存在的知识因素、权力因素以及二者在特定社会情境下的动态关系,以历史事实为依据,重新考察科学派、玄学派和唯物史观派在论战中的博弈过程,并从唯物史观派较晚进入论战、及后期获得主导话语权的历史事实中,探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为主要指导思想的根据。从知识与权力视角重新诠释“科玄论战”,与传统的分析研究相比,显然凸显了一些新的东西。
第一章阐述“科玄论战”的起源。主要从不同信仰的知识分子的“利益”冲突入手,用社会建构论的利益模式”,分析了《人生观》演讲和“科玄论战”爆发的内在关系,由此尝试揭示“科玄论战”的根本起因。
第二章阐述了“科玄论战”中的知识因素。指出论战中的三派,在知识资源上是各不相同的。玄学派主要接受人文教育,深受中国传统人文主义的儒学影响,并受到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科学派主要接受科学教育,坚信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捍卫科学理性的权威性；唯物史观派则信奉马克思主义,发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契合性,推崇社会革命理论.不同的知识资源使三派具有不同的思想信仰,在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困惑和危机时,具有不同的认识和主张。
第三章阐述了“科玄论战”的权力因素。认为论战的实质是重塑社会信仰。论战初期,科学派首先支配了论战话语权,但在唯物史观派参战后,论战话语权发生变化。唯物史观派一开始和科学派共同倡导科学,分享论战的话语权；进而把科学的客观真理性推进到社会领域,从而支配了社会话语权。实际上,话语权强弱的背后,是赖以支撑的社会力量的强弱。唯物史观派获得广泛的社会力量的支持,这是其最终掌控话语权的重要因素。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学政不分的传统,知识分子为了实现自身的历史使命,在论战中表现出对权力的追求,因此使论战带有意识形态的表象。但是,从知识与权力的视角看,论战背后的权力之争,主要不是意识形态之争,而是不同思想资源的知识分子在面对社会信仰重塑的历史重任时,因认识不同而导致的争论。所以,论战事实上也共同反映了中国近代各派知识分子对自身历史使命的不懈追求。
第四章阐述了论战中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说明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不同的知识转化为不同的权力,不同的权力“生产”不同的知识。在论战中,科学派要将科学树立为公共信仰,玄学派要为儒学保留复兴阵地,唯物史观派要倡导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之所以后来居上,获得胜利,根本因为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武器。当三种具有不同权力地位的知识相遇时,何种知识将占主流地位,导致知识和权力的博弈和互动。由于科玄两派在理论上都不能正确处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不能对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做出正确解释,主张社会改良亦不能适应中国当时社会变革的情景。唯物史观派以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辨证地说明了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在社会变革之际主张社会革命,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因而在论战中取得了主导权。唯物史观派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科玄论战”实际上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地生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