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加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的方式表现为两个特征性事实:第一、低端式加入,即利用自身在低端要素禀赋方面的优势,专业化于GVC中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环节；第二、渐进式加入,即东部沿海地区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率先加入GVC。这样,中国在加入GVC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特征,就成为分析中国的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不能回避的经验事实和逻辑起点。
首先,鉴于全球价值链作为组织当今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已经对全球经济的微观基础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而中国通过低端方式和渐进方式迅速成为GVC中最具竞争力的代工制造平台,却又不得不面对低端锁定和地区差距扩大的双重困境的悖论,就迫切的要求我们从学理上探讨和厘定GVC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和意义。为此,本文率先提出GVC模式的产业转移的范式,在分析了GVC模式的产业转移的驱动力量后,指出由GVC来主导产业转移所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是国际技术前沿的实施机制,对反思发展中国家的赶超战略极具警世意义。这一研究结论启示我们,将GVC模式的产业转移“内涵”的竞争方式,与自身的国情和优势相结合来发展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NVC),通过GVC与NVC之间的良性互动,应该是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的一条新思路。
其次,本文从实证角度分析了中国加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对产业升级和地区差距的影响。从低端加入方式来看,基于低端要素禀赋切入GVC,意味着低端要素消耗会以外资代工和加工贸易等形式转移到中国。那么,中国能否以低端要素的消耗构建竞争优势,进而支撑自身的产业升级呢?本文以低端要素中的能源消耗为例,运用GVC理论区分了GVC影响能源效率的转移效应和链中学效应之后,利用中国行业面板数据检验了GVC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转移效应和链中学效应的共同作用,会导致切入GVC的程度与单位增加值能耗之间存在U型关系。这就意味着基于低端要素的竞争优势不能支撑其中国的产业升级。这一命题对其它的后进国家也具有普适意义的。从渐进加入方式来看,作为率先加入GVC的东部沿海地区,其先行作用和示范意义对于中国其它地区的影响机理究竟是什么?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其不同地区循序渐进切入GVC的方式,可以为既有的GVC理论提供何种新视角和新维度呢?本文以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广东省和江苏省为例,提出了GVC与NVC互动的理论框架,来分析渐进加入方式对中国地区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粤苏两省切入GVC的倾向高于切入NVC的倾向,并且两省的GVC和NVC之间缺乏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切入GVC,并没有逻辑的带动其它地区的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其实是GVC和NVC之间互动关系断裂的结果。
最后,考虑到GVC与NVC之间的力量不对称,以及NVC对中国完成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双重任务的战略意义,本文着力分析了构建NVC的影响因素和动态路径。从中西部地区的视角看,在封闭经济条件下,GVC模式的产业转移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能否实现转移取决于两地商务成本结构的对比。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为了避免产业外移到其它发展中国家,中国则应该立足于在位优势和大国优势充分发挥学习曲线的效应,通过产业转移来构建和发展NVC。从东部地区的视角看,发展基于GVC的总部经济是东部地区通过发挥产业成长效应实现产业升级,和中西部地区消除产业转移梯度粘性缩小地区差距的可行路径。事实上,总部经济是GVC和NVC顺利对接的关键节点,是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分工基础。从区域互动关系的视角看,通过产业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能忽视地方政府的作用。本文发现中国以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为特征的分权治理结构存在激励不相容性,从而导致了地方政府在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倾向于“分割”策略。本文又进一步考察了市场环境的变化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努力水平,并且结合中国的经验事实挖掘了地方政府在产业转移和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可能的行为特征。从局部与整体关系的视角看,鉴于区域一体化的增多已经成为近来经济领域的重要变化,而GVC则是南北型区域一体化在国际分工深化到产品内部下的实施机制。那么,区域一体化究竟是通过产业转移构建NVC的阶段性步骤,还是会造成更大规模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为此,本文分析了区域一体化发挥对NVC双重作用的约束条件和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