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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10世纪初以后,契丹与中原王朝相互对峙长达二百余年之久,其中契丹与五代十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一个薄弱环节,还有很大的深入拓展空间。本文不打算对它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而是选择三个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纵向的或剖面的观察,希望能够由此勾勒出五代十国时期南北关系的基本面貌。
问题之一:对契丹与五代诸国的政治关系进行比较系统的梳理。本章将契丹与五代诸国政治关系的演变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是从云州之盟到后唐灭亡,重点讨论五代前期梁、晋、燕三雄鼎立的形势与契丹之向背,指出耶律阿保机在对中原的扩张过程中始终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第二个阶段是从契丹扶植石敬瑭建立后晋到太宗灭晋,重点讨论“辽晋体制”的相关问题。第三个阶段是从刘知远摆脱契丹的控制到周世宗北伐,说明刘知远是如何摆脱契丹的政治支配,以及后周逐渐对辽朝占据优势,五代末年的南北形势发生了逆转。
问题之二:以南唐为中心,主要研究南唐与契丹及中原政权之间多边互动的政治外交关系。南唐与契丹彼此结盟的目的和动机并不相同。对南唐来说,契丹主要是一个政治盟友；而对契丹来说,南唐主要是一个经贸伙伴。关于唐辽邦交的名分问题,史料中有“南唐朝贡”说、“契丹朝贡”说、“兄弟之国”说三种不同记载,经本文考辨,认为辽朝与南唐之间是一种平等的邦交关系。石晋时期,南唐总是想方设法离间辽朝与石晋的关系,但效果并不明显。后周时期,南唐积极与契丹及北汉结成政治军事同盟,但这一外交政策最终却归于失败。
问题之三:以北汉为中心,主要通过北汉结盟契丹与中原政权(后周、北宋)相抗衡的过程来研究这一时期的南北关系。关于辽汉双方的藩属关系,历来有“父子之国”和“叔侄之国”两说。本文认为,辽汉结盟初期,刘崇对辽世宗和辽穆宗均称“侄皇帝”,刘承钧嗣位以后才对契丹称“儿皇帝”。北汉后期,其内政外交有逐渐摆脱契丹影响的趋势,导致双方关系趋于紧张。辽朝对北汉的政策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契丹与北汉关系一度非常紧张,以致断绝聘使往来长达数年之久；而另一方面,即便在辽汉关系处于低潮时,契丹也从未停止对北汉的军事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