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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刚刚结束文革“全面自我封闭”的社会状态,主流意识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文学在当代中国对于建立新的意识形态的强大推动力,因而成为这一时期“政治表达和情绪释放的重要载体”1,在这段社会转型期可谓地位显赫。而诗歌历来被看作是文学的尖端,在中国再度尝试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接轨并逐步走向“世界文学”的主潮之时,诗歌是走在最前列的。
与此同时,当中国努力以开放的胸襟引进西方思想并大量译介西方现代文学作品之时,一些美国的知识分子对这个东方世界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不仅因为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与20世纪美国两次重要的诗歌运动紧密相关,因而在美国诗歌界影响深远；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与中国的“毛时代”关系紧凑,作为一位旅人,他所能目睹到的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所不同的“他性”更加充沛,更容易触发对于20世纪中国历史和政治悲喜剧的感怀。
于是三位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艾伦·金斯伯格(AllenGinsberg)和威利斯·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都选择在改革开放初期相继来到中国,开始他们的“文化寻异”之旅。而且这三位诗人与中国都有着更深层次的关联:安格尔是一位“中国女婿”,曾经邀请数十位中国作家赴美国爱荷华(Iowa City)参加与其妻子聂华苓共同创办的“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Writing Program)；金斯伯格谙熟中国古典文学并信奉藏传佛教,在与美国社会的抗争中,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是他的一把“利器”；巴恩斯通曾经两次来华并留下三部作品,其中包含两本诗集,他同时也是王维和毛泽东诗词的译者。当然,最为重要的是,三位诗人在访华期间都创作了为数不少的诗歌,日后结集出版。这些已经汇入中美诗歌交流双行线的重要诗歌作品,乃是本文关注之焦点。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力图通过诗歌文本细读的方式,将三位美国诗人在华期间的诗歌创作放置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样一段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特殊状貌中,分析和评价“西方人”用何种眼光看待中国,又是如何用诗歌这种表意方式特殊的语言消化中国的文化的。透过这些诗歌文本可以窥见诗人自身文化经验对于其诗歌创作视角的影响,进而影响他们的文化反省与文化认同。文章最终指向异域文化如何对诗人的书写策略和话语方式产生影响,以及旅行中的书写如何回溯自身,完成“自我”与“他者”的双重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