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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的问题源于现实中观察到的现象:“富人”投资理性,消费非理性;“穷人”投资非理性,消费理性。方法上,本文坚持从现实中提出问题,运用理论进行解释;再从理论到实证,通过实证来充实理论研究,做到前后逻辑一致。本文吸收过程理性思想研究行为的理性程度:动机理性,行为理性和结果理性。 第一章首先回顾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对“理性”这一重要假设的认识和批判,理清了理性概念的发展脉络。在吸收西蒙的过程理性思想基础上,笔者提出本文理性行为分析框架。分别从动机理性、行为理性和结果理性三方面来考察。最后,本文还讨论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的转换。 第二章中通过分析调查数据,发现现实中存在与传统金融学理论相悖的投资行为。不同财富水平的投资者在投资参与度、资产分散度、个人认知等方面存在差异。富人的投资不仅限于个别项目,而是广泛参与金融或非金融投资项目;在资产分散度上,富人的广泛参与使得投资组合包含多种类型资产。最后,富人群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高,风险厌恶程度低于穷人,对投资产品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都较高。基于富人和穷人的对比,可以发现富人投资的理性程度要高于穷人。影响两类人群投资行为的主要是认知能力的差异。 第三章,研究投资行为。本文构建一个交易模型,模型中包含富人(R)和穷人(P)两类投资者和推销金融产品的金融中介。中介向投资者推销高风险产品(H)和低风险产品(L)。富人购买高风险产品获得效用最大;穷人则买低风险产品获得效用最大。通过对比有中介和无中介条件下富人和穷人投资行为,本文发现:在中介影响下,两类人群都会选择高风险产品。对富人来说是有益的,因为实现了最大效用;穷人不仅没有实现产品匹配,还承担了较高的风险,实际效用会低于无中介时的期望效用,也低于买低风险产品的效用。主要原因是,中介的营销行为影响了穷人对自身的认识,风险态度转向风险偏好。通过分析得出结论:富人理性程度高于穷人。非理性行为是由于信息处理偏差和认知偏差导致的。 第四章,研究消费行为。研究重点是“炫耀性消费”行为,这是富人消费行为上与穷人最大的区别。传统消费者理论难以解释这一现象,将其视为“非理性”。本文从凡勃伦提出“消费信号”理论得到启发,在消费者效用方程中加入“消费信号”的效用。从而,富人的消费动机变得理性了,但是在信号发送和最后被社会旁观者接收过程中会产生偏差,不能为社会正确认识,所以行为过程和结果可能是非理性的。穷人无论是否存在社会效应,他们的行为都与传统理论所描述的一样,因而是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