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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普法战争的炮火硝烟催生了一个保守的共和国,裹挟着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思想影响了几代法国青年的思想,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只有通过对“军队、荣耀和秩序”的追求,才能实现对“共和国的热爱”。
1898年德雷福斯事件的重要意义在于:在大学体制日益完备、学术分工逐渐明确的情况下,此前热爱共和国的激昂情绪通过知识分子政治介入的方式体现出来,一个行动的时代业已来临。德雷福斯造就了一代独特的知识分子,对“真理、正义和共和国”的信仰,使得他们的学术研究和政治介入相互交融。
与上述事实相关的另一面,则是法德危机的历史事实。即时德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力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深受德国学术影响的法国实证主义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史学研究的职业化程度；其次,德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促使埃尔和饶勒斯从共和主义者转变为人道的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的影响下,人文主义成为即时法国知识界的又一普遍趋向,人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
1870年以来第三共和国特殊的政治语境,是费弗尔和布洛赫等第一代年鉴史家的生长环境。他们在社会科学广泛兴起的时代,进行的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努力,旨在打破“政治”、“个人”和“编年史”这三个偶像,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史学实践也与即时特殊的政治语境须臾不可分离。
通过实证主义史家的重要过渡,当时的政治语境和共和教育对费弗尔和布洛赫的史学实践,所施与的影响具体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人”、“土地”和“祖国”是共和教育中的三个关键词,也是他们史学思想中的核心要义；其次,通过对“祖国”和“荣耀”的思考,他们在历史研究中发现了内在绵延不断的法兰西民族意识；最后,对“当下”的关注,共同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成为年鉴史学努力的目标之一。通过“理解”和“见证”这两个概念,费弗尔和布洛赫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建立了联系。因此,他们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十分注意把握具体鲜活的现实,对当下的现实思考总是和历史考察交相辉映。
此外,德国影响的持续存在,则从另一面提示了年鉴史学社会科学化的过程,与即时政治语境须臾不可分离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1929年创刊的《经济社会史年鉴》所发起的,是一场与1870年以来第三共和国的特殊政治语境相契合的史学运动,而非一个内部具有高度统一性的历史学派。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一场“温故知新”而非“推成出新”的史学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