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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端于冰岛的债务危机已经演变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这不仅给艰难复苏的世界经济造成极大冲击，也对欧洲一体化提出严峻考验，欧元正遭受着正式问世十多年来最为严重的生存危机。2010年是欧盟落实《里斯本条约》的第一年，这本应是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提振欧盟整体经济信心的大好时机，但是迫于成员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和不明朗的经济景况，该年也成为欧盟援招频出的拯救危机年。 如果从外部因素考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美国次贷危机持续深化的结果。为应对金融危机，全球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大幅攀升也是必然。但是面对同样的外部冲击，欧元区的债务问题却异常严重和普遍。为什么主权债务危机偏偏发生在欧洲而不是拉丁美洲?为什么偏偏发生在希腊而不是德国?欧盟政府的救援措施能否使成员国真正走出困境?欧洲货币联盟的实践失败了么?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假定还合理么?东亚货币会重蹈欧元的覆辙么?中国的政府债务问题又可以高枕无忧么?这些都值得深思。 本篇文章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创新点与不足之处以及全文的结构框架。第二章综述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发展脉络，详细介绍和评价了早期最优货币区理论、20世纪70年代最优货币区理论和现代最优货币区理论，这是本文的理论基础。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在第三章中，笔者首先梳理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端、蔓延和深化的三个阶段，并分别以冰岛、乌克兰和希腊为典型，详细介绍了危机的演绎过程，之后又简要总结和评价了欧盟所采取的一系列危机应对措施。第四章是本文的核心和创新所在，通过对欧元区体制性缺陷和结构性缺陷的描述推理，深刻揭示出本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制度根源和经济根源，即分散财政与统一货币的体制性缺陷和欧元区内部经济结构性失衡。第五章和第六章是基于根源的总结和思考，包括对最优货币区理论前提假定和制度设计的理论反思、对欧元区解决深层次缺陷的现实反思、对中国的政府债务问题和中国-东盟货币合作的警示。 美国经济学家Robert A.Mundell在1961年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无疑为货币联盟从设想到实践提供了指导。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非主权货币的欧元，其较为稳定的汇率，控制通胀的机制，便利的结算方式，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无一不被理论学家和政策设计者们津津乐道。然而，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最优货币区理论褪去了迷人的光环，这一理论本身的假定及其建立统一货币区的倡导都受到现实的严峻挑战。值得重新审视的问题包括非对称宏观经济政策搭配的制度设计在危机面前遭遇协调困境;工资弹性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假定过于理想化;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现实趋同的假定以及内生性理论与其欧盟成员国的现实状况相差甚远。 对于欧盟来说，体制性缺陷和结构性失衡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根源，因此不能期望临时救助计划或者财政紧缩措施完全解决债务问题，欧元区应及时对其制度设计和经济模式中的深层次缺陷做出调整。制度改革方面，包括推进财政一体化、强化财政纪律、完善应对机制等;经济调整方面，包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完善产业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变革社会保障支出等。 对于中国而言，财政安全同样受到严重威胁，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暗藏财政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特别是隐性财政负担日趋严重。因此，必须以此次主权债务危机为契机，高度警惕潜在的财政风险，探求分散化解财政隐患，构建可持续财政体系的路径。 对于中国-东盟的货币合作来说，不断深化的欧盟主权债务危机提供了重要的警示和指导意义。一方面，中国和东盟区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要素流动性低，不利于区域内各国之间经济政策的协调，货币统一之路漫漫;另一方面，中国和东盟国家应在清迈倡议的基础上，增加货币互换规模、推动货币互换机制的多元化和地区危机救助机制的机构化，不断完善危机应对机制，提高危机救助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