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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筛选、编辑的文献，构成了今人想象的基础与边界。总是“被书写”的女性，能否进入历史、以何种形象入史，均与书写者的现实关怀、女性才德观息息相关。撰写三国史的诸位史家在形塑曹魏后妃时“辞有乖杂”的现象便为我们观察历史书写与历史实相之间的差异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本。延循此一思路，以魏晋著名悍妇郭槐为个案，进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悍妒”成风的现象进行考量，可知正是受其时士人重才学明鉴、轻经世之才，崇尚柔顺、摒弃嫉妒的女性才德观影响，郭槐的“悍妒”形象才最终在史籍中定格。那么如何才能打破刻板印象，清除想象障碍，贴近更为原生态的历史场景呢，拓宽文献范围或许是一个可行的途径。比如，通过对北周《王士良妻董荣晖墓志》的考述，便可以获得对中古女性生活意态较为新鲜的观感，以及更为多元的女性才德观的认识。 在性别壁垒尚不坚固的魏晋南北朝，得益于门第文化传延渠道的畅通，其时女性往往也不乏文化习学的机会，她们精神意态的丰富性也受惠于此。目睹了西晋后宫内政的演变，左桑兄妹对于名利更加释然。深处宫闱的左菜，深悟庄老，隐遁、谈玄、撰述诗文，悠然自在;才高位卑的左思，转而甘于淳朴温暖的世俗生活，而将毕生志愿寄托于名山事业《三都赋》。儒玄兼综的知识结构使得其时女性对于佛教义理亦能欣然了悟，她们闻道乐信，不辞险阻，参与到漫长的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发挥女性固有的优长，为佛教在中土的流布贡献良多，同时也给她们自身的生命形态带来了新变。现存丰富的墓志材料为今人了解中古时期女性的理想人格提供了可能，特别是一些能够突破传统撰写模式的墓志文，它们所提供的信息更加有助于我们了解其时女性生活中的多种面相。 南北朝文化交流的宏大命题之下，包含着许多有待考察的细节问题。比如，文明太后因对北魏汉化进程的有力推动而备受史家的关注，然而，生长北土的她为何钟情于汉族文化，且致力于用它改变北魏的发展走向，有必要考虑她所出身的北燕王室的文化氛围，她的特殊经历造就的“思燕之心”，以及“子贵母死”制度引发的北魏后妃对皇室的疏离感与对本家的信赖、倚重。文学上的“南风北渐”问题也同样需要考虑女性的能动作用。她们不仅以高质量的代际文化传承促成了北朝文化的整体提升，更以自身所承载的南朝文化因子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北朝文学的样态。 魏晋南北朝女性呈露出“文”、“笔”兼擅的文学才华。经过对两性诗歌“同题共咏”的对照分析可知，所谓“女性特质”并非虚无缥缈，特有的经历、境遇、情绪、立场切实影响了她们的构思和表达方式。自由开放的世风下，女性的经世情怀颇受尊重，她们得以广泛参与社会生活，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丰富的生活样态拓宽了文学书写的边界，仅就流传于世的女性经世之文而言，数量与质量均较为可观。即使一向被纳入士人之擅场的辩论文，也不乏女性颖异的声音。如东晋史学家袁宏妻李氏《吊嵇中散文》，娴熟援用儒家经典，对中古时期庄学流弊影响下，呈现世俗化特征的嵇康评议给予了反拨。考虑到中古女性的知识结构和思辨传统，这样的杰构并非特例，而是女性文章学中较有典范意义的一个坐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