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源于2008年美国房地产次级贷款市场的金融危机迅速转化为经济危机,并蔓延全球。高度外贸依存的中国未能幸免这场危机。中美两国拿出前所未有的力度进行积极救市。中国抛出的中央政府4万亿元的救市计划与产业振兴计划,而美国则是推出了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 次贷危机中,美联储实施一系列政策进行救市,设立7000亿的美元救助法案,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银行间市场投放货币,下调了贴现利率,并连续九次降息,但是美国的信贷市场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一些金融机构依旧面临破产威胁,几大股指不涨反跌,美联储被迫采取了超常规的货币政策,即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幅扩张资产负债表以维持货币政策的政策信用。 虽然中国不处在金融危机的中心,但危机恶化对中国的冲击逐渐加大,2008年11月中国政府出台了涵盖十大领域的4万亿人民币刺激经济增长的计划,同时货币政策也从适度从紧转向了适度宽松。具体措施是中国人民银行通过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放宽金融机构放贷的限制。另外央行积极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投放货币,并调低公开市场对冲力度,停发三年期中央银行票据,减少了一年期和三个月的中央银行票据发行的频率,下调央行票据发行利率,从而保证了市场的流动性。 两个量级基本相当的救市措施将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带出了低谷并迎来复苏。但中国4万亿的救市计划相伴随的是高企的物价、房价。根据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9月的通货膨胀数据CPI增幅高达6.1％,这是继6月以来连续第四个月增幅保持在6％以上,毫无疑问,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通货膨胀,不管学者们将其界定为什么程度意义上的。而反观美国物价水平温和上涨,核心CPI不足2％,房价更是在谷底低迷。 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是货币数量的增加”。但这话放在中美对比的基础上,似乎有其解释未尽的地方。这边促发我从两国各项经济政策对比的角度来深入认识这一场中国式的通货膨胀,探讨到底是不是货币超发引发了这场通胀。如果是,那么为什么美国却能在物价温和的基础上迎来复苏?如果不是,那么那么中国这轮通货膨胀的根源在哪,通胀的“中国特色”又是什么?文章首先从西方通货膨胀的经典理论入手,构建全文的一个理论脉络体系。 有了市场,就有了价格波动,自然就不可避免的面对一段时间内的价格持续、全面的上涨,这也就给了通货膨胀理论以形成并不断总结完善的土壤。在西方浩如烟海的通货膨胀理论典籍中,我想可以梳理出三条大的脉络体系,以构建成今天思想成熟、脉络清晰的通货膨胀理论。 其一、从引发价格波动的供求关系着手,分别从需求方和供给方的思路来给出价格波动的原因。在此有奠定当今西方经济学基础的凯思斯有效需求理论、以及在供给方面,更为让普通经济学者可以更感性接受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在目前猪肉价格、大宗商品价格以及人力成本高涨的背景下,更容易让我们从现象来认识此轮通货膨胀。但无论供给、还是需求方面的分析,还仅仅算是给我们剖析了通货膨胀的现象。换句话说,供求关系失衡下的通货膨胀理论最多只能解释发生在供求关系失衡领域、部门或者行业内的价格上升,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价格“结构性上涨”,即充分阐述了发生的猪肉价格、粮食价格上涨、石油价格上涨的原理,但真如我们在文章开头部分就首先开宗明义的解释了什么是通货膨胀,它是物价持续性、全局性的上涨,那么这些引发全局性上涨的供求因素又是什么呢?供求关系下的通货膨胀理论是否并没有回答? 其二、随着西方70年底石油危机引发的滞涨现象,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给不出更合理解释的时候,货币数量论渐渐兴起,而它最著名的论断“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让它供求关系通货膨胀理论走的更远,直面引发通货膨胀的全局性因素,无疑是货币的超量发行。它与成本推动或者利润推动型通胀理论之间的论战,让我们更清晰看到物价持续、全局性上涨背后的货币因素。从结构性上涨到通货膨胀,是货币,这个与全行业、全市场、全社会每个地方都紧密关联的要素在发挥作用。一句话,发生通货膨胀必然离不开货币的大量发行。但反过来,是不是货币的大量发行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呢?为什么中美救市以来同样规模的金融救市计划,所引发的不一样的CPI变动水平?货币数量同样也没有给出回答。 其三、便是近年来从理性预期理论发展来的通货膨胀预期学说。建立在理性预期的基础上,任何预期内的政策均无法促进经济的发展,仅仅换来物价的上涨,只有预期外的政策才有效。但一旦形成通货膨胀预期,经济主体个体的理性行为往往导致集体的非理智,共同承担通货膨胀的恶果。从一定意义上讲,通胀预期是一种心理预期,不是真正的通胀,但它却能影响人们的行为。一旦消费者和投资者形成强烈的通胀预期,就会改变消费和投资行为,造成通胀螺旋式上升,推动形成实际通胀,进而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管理通胀预期因而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政策意义。 文章依照这样的理论体系,从现象到概念,从表及里,从成本到货币,从形成因素到作用机制,逐一剖析此轮通货膨胀的特殊因素。 论文在理论综述部分,将通货膨胀给出了严谨的定义,即通货膨胀不是一时或短期的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又不是在经济周期的复苏阶段价格水平的回升。在空间上,通货膨胀则涉及所有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即“一般物价水平”,局部性的、个别商品价格的上涨或物价水平的小幅上升均不叫做通货膨胀。 论文在第二章就通货膨胀的衡量机制CPI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无论纵向对比我国CPI构成数据的,还是横向比较国际间经验,都不难看出我国CPI构成中食品占了太多的权重,相比在居住方面则明显不足。不一样的统计数据构成,必然造成即使面临一样的经济现象,但却有着不一样的数据表达,构成决策上的误导。 延续着CPI中食品价格的高权重的分析思路,论文在第三章重点阐述此轮通货膨胀中的食品因素,特别是猪肉价格因素。受蛛网理论支持下的猪肉周期性、养殖成本、养殖方式的规模经济、高速城镇化、国际输入型因素以及特殊突发性事件等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此轮以猪肉为代表的整个食品价格的快速上涨,再通过一个高权重的放大,最终构成了中国式的通胀。第二、三章从食品因素和对CPI的作用机制两个方面着力分析,首先解析了中国式通货膨胀的表象。 接下来论文第四章沿着成本型通货膨胀的一个带有全局性、全行业、全市场的因素一劳动力成本入手,来阐述面临“刘易斯拐点”的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劳动力工资的过快上涨,会通过向终端产品转移而引发整体物价与工资的螺旋式上升,从而倒逼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在居民消费领域和工业品价格领域同时体现。但是工资一通胀螺旋式上升的触发机制是有条件的,即货币工资的上涨幅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速。只要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同步增长,工资上涨就不会生成通胀或挤压利润空间。当前劳动生产率依然高于工资增幅的现实表明,短期内对整体物价上涨影响有限,还不会引起恶性的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但我们应该正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长期趋势,这既是对几十年过低劳动力价格的修复,更是促使经济机构转型与升级、扩大内需所必要的。这也是文章首次涉及效率因素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论述。 第五、六章沿着货币数量论的思路,来分析此轮通货膨胀中的货币因素,其中第五章侧重于对内,通过对比分析中美不同的救市思路和国内经济数据的实证分析,来直接阐述同样的宽松货币政策为何导致不一样的通胀结果以及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的数量关系。第六章则侧重对外,详细分析了出口导向、汇率升值预期下的外汇占款下基础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的关系。两个章节基本都是延续“通货膨胀百分之百是货币现象”的思路,首先探讨了无论对内还是对外,货币供给的增加原因,结合实证统计分析,建立起货币数量与通货膨胀之间的逻辑关系。 接下来的第七章则是建立在第五、六章的基础上,对货币数量与通货膨胀之间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来回答问题“是不是只要货币供给多了,就一定会发生通货膨胀?”、“怎样衡量货币供给的多与少?”信贷供给、外汇占款以及经济发展路径的三个方面的低效率,使得货币向产出的作用机制低效率,同样的货币供给,比起经济效率高的西方国家,我们更容易发生通货膨胀。因而在政策建议中,很顺理成章的首先当务之急必然是紧缩货币,但长期而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市场机制的充分作用,才是应对通货膨胀的长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