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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补助政策旨在通过向微观企业提供财政资金，从而实现激发创新主体活力，提高创新绩效，推动经济增长和增强国际竞争力。根据现代增长经济学理论，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创新成果存在的准公共品属性，以及创新过程中技术外溢、创新环境发展状态等方面的风险性会影响到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进度。在此背景下，政府作为调控资源优化配置的管理者，利用财政政策工具引导微观企业从事创新投入生产，是起到了积极的“杠杆作用”，还是抑制的“挤出作用”，财政政策具体通过何种形式，以及怎样的传播渠道从宏观政府行为影响到微观企业经营行为。
基于以上提出的问题，本文首先总结国内外关于政府补助影响企业创新活动以及影响企业创新的其他因素文献研究，并找出可能存在的研究空间；其次，梳理我国自1978年起的科技政策演变历程，分析制造业研发经费支出和获得补助的发展结构特征；然后，利用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基于创新价值链理论提出的创新多阶段观点，评估不同类型的补助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两阶段的影响作用；最后，基于内、外两个创新环境视角，设计变量指标来检验政府补助是否通过影响不同的创新环境路径进而影响企业持续性开展创新活动。具体研究结论为以下几点：
第一，1978年以来我国的科技政策体系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雏形探索时期(1978-1984)实行前苏联的计划体制模式，以科研机构为创新主体、规划8个影响全局发展的重点学科领域，但暴露了科技成果无法推广应用到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调整发展时期(1985-1993)仍以科研机构为创新主体，但科研经费拨款制度实行分类管理，以促进科技成果适用市场经济的需求；加速发展时期(1994-2005)的创新主体转变为微观企业，政府出台相对应的扶持优惠政策，积极引导企业增强创新意识；全面化扶持时期(2006-至今)重视从多角度扶持企业创新活动，实施全面化、专项化的扶持政策。
第二，在2008年-2015年期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发强度从0.44波折上升到2.26，其中追求超额利润的非国有企业表现出相对更为强劲的创新热情；另外，创新资源投入的地区分布重心由经济基础较好的东部地区逐渐转移到资源相对匮乏的内陆地区。从补助资金的分布密度来看，在2008年-2015年期间享受政府扶持政策的制造业企业覆盖率常年保持在70%以上，其中引领国民经济发展的国有企业享受比例较大；另外，政策制定者充分考虑到地区间创新资源不平衡的问题，对资源不足地区的关注度逐渐增强。
第三，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前期投入产生显著的“倒U性”影响效果，当补助力度低于5.4%时，补助政策能有效激励企业提高创新投资规模；并且对比发现人才补助、税收优惠和贴息贷款均能有效激发企业的创新投资行为，而高新技术认定政策则表现出明显的挤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人才补助对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创新投入能产生更有效的激励作用，税收优惠政策能有效引导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更加积极地增加创新投资；贴息贷款吸引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扩大创新投资规模。
第四，政府补助对提高企业创新后期产出价值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当企业经营效益表现不佳时，补助政策的影响效果更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适度的补助投入力度更有利于创新后期的产出价值，过低或过高的补助资金投入均不会有效影响创新产出价值。按照激励意图对比研究后发现，人才补助能有效促进创新成果的产出。税收优惠提高中小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创新产出价值更为有效；贴息贷款的实施对非国有企业和中部地区企业创新成果带来的经济价值具有促进作用；高新认定补助给非国企、大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产出价值带来相对更突出的提高作用。
第五，政府补助通过影响行业景气程度这一外部环境进而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行业景气度在其中发挥了部分的中介传导作用。具体表现为：当行业处于景气活跃状态时，补助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激励效果会呈现出持久有效性，其中人才补助与税收优惠的持续性激励效果最为明显；并且补助政策对非国有企业的初期激励程度明显高于国有企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激励程度下降幅度较大，而补助政策对国有企业的持续性激励程度基本比保持不变。
第六，政府补助通过影响行业内技术外溢程度这一内部环境进而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行业内技术外溢程度在其中发挥了部分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补助政策通过降低行业内技术外溢程度对企业创新投资表现出持续性的激励作用，而对提高创新专利产出和经营收益速度表现出短暂的激励作用；同时，人才补助与税收优惠的持续性激励效果最为明显，贴息贷款政策在三年内能激发企业提高创新投资强度；并且补助政策对非国有企业的初期激励程度明显高于国有企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激励程度下降幅度较大，而补助政策对国有企业的持续性激励程度基本比保持不变。
制造业作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参与主体，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探索补助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效果，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在结合我国的科技政策体系制度背景下，以政府扶持着重点为切入点，考察了不同类型的补助政策对制造业企业投入与产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且还构建内、外两个创新环境因素作为传导媒介来探究宏观政策如何对微观企业产生影响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相关政策制定部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基于以上提出的问题，本文首先总结国内外关于政府补助影响企业创新活动以及影响企业创新的其他因素文献研究，并找出可能存在的研究空间；其次，梳理我国自1978年起的科技政策演变历程，分析制造业研发经费支出和获得补助的发展结构特征；然后，利用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基于创新价值链理论提出的创新多阶段观点，评估不同类型的补助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两阶段的影响作用；最后，基于内、外两个创新环境视角，设计变量指标来检验政府补助是否通过影响不同的创新环境路径进而影响企业持续性开展创新活动。具体研究结论为以下几点：
第一，1978年以来我国的科技政策体系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雏形探索时期(1978-1984)实行前苏联的计划体制模式，以科研机构为创新主体、规划8个影响全局发展的重点学科领域，但暴露了科技成果无法推广应用到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调整发展时期(1985-1993)仍以科研机构为创新主体，但科研经费拨款制度实行分类管理，以促进科技成果适用市场经济的需求；加速发展时期(1994-2005)的创新主体转变为微观企业，政府出台相对应的扶持优惠政策，积极引导企业增强创新意识；全面化扶持时期(2006-至今)重视从多角度扶持企业创新活动，实施全面化、专项化的扶持政策。
第二，在2008年-2015年期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发强度从0.44波折上升到2.26，其中追求超额利润的非国有企业表现出相对更为强劲的创新热情；另外，创新资源投入的地区分布重心由经济基础较好的东部地区逐渐转移到资源相对匮乏的内陆地区。从补助资金的分布密度来看，在2008年-2015年期间享受政府扶持政策的制造业企业覆盖率常年保持在70%以上，其中引领国民经济发展的国有企业享受比例较大；另外，政策制定者充分考虑到地区间创新资源不平衡的问题，对资源不足地区的关注度逐渐增强。
第三，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前期投入产生显著的“倒U性”影响效果，当补助力度低于5.4%时，补助政策能有效激励企业提高创新投资规模；并且对比发现人才补助、税收优惠和贴息贷款均能有效激发企业的创新投资行为，而高新技术认定政策则表现出明显的挤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人才补助对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创新投入能产生更有效的激励作用，税收优惠政策能有效引导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更加积极地增加创新投资；贴息贷款吸引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扩大创新投资规模。
第四，政府补助对提高企业创新后期产出价值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当企业经营效益表现不佳时，补助政策的影响效果更突出。进一步研究发现，适度的补助投入力度更有利于创新后期的产出价值，过低或过高的补助资金投入均不会有效影响创新产出价值。按照激励意图对比研究后发现，人才补助能有效促进创新成果的产出。税收优惠提高中小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创新产出价值更为有效；贴息贷款的实施对非国有企业和中部地区企业创新成果带来的经济价值具有促进作用；高新认定补助给非国企、大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产出价值带来相对更突出的提高作用。
第五，政府补助通过影响行业景气程度这一外部环境进而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行业景气度在其中发挥了部分的中介传导作用。具体表现为：当行业处于景气活跃状态时，补助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激励效果会呈现出持久有效性，其中人才补助与税收优惠的持续性激励效果最为明显；并且补助政策对非国有企业的初期激励程度明显高于国有企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激励程度下降幅度较大，而补助政策对国有企业的持续性激励程度基本比保持不变。
第六，政府补助通过影响行业内技术外溢程度这一内部环境进而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行业内技术外溢程度在其中发挥了部分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补助政策通过降低行业内技术外溢程度对企业创新投资表现出持续性的激励作用，而对提高创新专利产出和经营收益速度表现出短暂的激励作用；同时，人才补助与税收优惠的持续性激励效果最为明显，贴息贷款政策在三年内能激发企业提高创新投资强度；并且补助政策对非国有企业的初期激励程度明显高于国有企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激励程度下降幅度较大，而补助政策对国有企业的持续性激励程度基本比保持不变。
制造业作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参与主体，本文从微观企业层面探索补助政策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效果，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在结合我国的科技政策体系制度背景下，以政府扶持着重点为切入点，考察了不同类型的补助政策对制造业企业投入与产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且还构建内、外两个创新环境因素作为传导媒介来探究宏观政策如何对微观企业产生影响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相关政策制定部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