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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乃南宋出类拔萃的词人。他出生于山东济南，当时属金人统治区。由于金主完颜亮南侵，北方发生内乱，辛弃疾乘机聚众起义，后辗转投归南宋。他在南宋经历四朝，虽仕途三起三落，然志切恢复，念念不忘，无奈囿于形势，事无可为，最后赍志而殁。曲折的遭遇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作品。 本论文分为五章，重点考论辛弃疾在南宋期间和四位君主、四位宰执及七名台谏的交往关系，并试图探讨这些交往背后所蕴含的重要历史和文化意义。 第一章考论辛弃疾与高宗的关系。辛弃疾南归时高宗在位，他们一共会面两次，分别为辛弃疾奉表归顺时获得接见及将叛将张安国献俘于“行在”之时。本章主要考论的问题为辛弃疾决定奉表南归之原由、返回山东擒拿叛将之动机、献俘后高宗只“官授前职”是否过于吝啬和辛弃疾对高宗的认知及态度。 第二章考论辛弃疾与孝宗的关系。辛弃疾南归不久，高宗即内禅帝位给过继之子赵音，是为孝宗，辛弃疾时年二十三。孝宗素有恢复之志，《宋史》评他:“聪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他登基时三十五岁，正值有为之年，且在位长达二十七载。辛弃疾文武全才，亦是力主恢复，理应获得重用。然而，辛弃疾于孝宗一朝虽说建树良多，仕途不错，可是最后亦是被罢落职。他与孝宗的关系也是千丝万缕，疑窦颇多。辛弃疾在孝宗朝为官的时间长达二十年之久，几乎占其南归生活的一半，故探讨他和孝宗的关系尤为本文之重点。本章分为九节，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究。考论的范围包括辛弃疾的政绩韬略、文章奏折、归正人的身份、性格上的优缺点及罢官赋闲之缘故。 第三章探讨辛弃疾与宁宗、光宗的关系。辛弃疾在光宗、宁宗朝曾两番起复为官，他不以老病为念，霍然就道，积极筹备其恢复大业。本章重点考论辛弃疾复出之原由及两位君主所扮演的角色。 第四章考论辛弃疾与宰执之关系。宰相是辅弼重臣，既是君主的最高幕僚，又是百官之长。辛弃疾南归四十五年，历四朝君主，虽然外仕的时间较长，但是他和朝中宰执们亦有公事上或者私交上的关系，对其仕宦进退和文学创作亦有重要影响。在众多与辛弃疾有交往的宰执中，本文基于他们对辛弃疾的不同态度，选取了四位加以重点考论，分别为虞允文、叶衡、周必大与韩侂胄。虞允文基本上是主战，因此他和辛弃疾有共同的理念，而辛弃疾亦曾向他上书《九议》，建议恢复之策略。虞允文是一位较中正的贤相，他对辛弃疾的态度较客观公正。叶衡是辛弃疾的官场伯乐，他看重辛弃疾的优点而并不在意他的缺点，他认为辛弃疾慷慨有大义，正是南宋一朝所缺少的救时利器，曾推荐他剿灭茶商军，令辛弃疾一展其军事才能。周必大则刚好相反，虽然他亦有贤名，但是他不满辛弃疾的行事方式，指责其“严苛好杀”，对其多有挑剔和批评。韩侂胄虽然未曾任职宰相，然而他以外戚身份，于开禧元年(1205)拜为平章军国事，立班且在丞相之上，实质掌握了南宋的军政大权，且为开禧北伐的主谋，因而亦加入考论之列。韩侂胄对辛弃疾既有打压，又有利用，牵涉到宁宗朝党争问题，关系颇为复杂。在北伐上只是利用他的名望，并不重视他所建议的策略和部署。 第五章则考论辛弃疾和曾经弹劾他的台谏官的关系，重点探讨辛弃疾与王蔺、黄艾、谢深甫、何澹和倪思等人的是非纠葛。辛弃疾生前屡遭弹劾，理由不外乎“贪赃残酷”。本文从考察上述弹劾辛弃疾者之仕历与政治操守等方面着手，试图厘清辛弃疾是否罪名成立，仰或只是台谏官为达到政治清洗目的而进行的诬陷。倪思曾受辛弃疾知遇之恩，在辛弃疾死后竟然弹劾其“迎合开边”，致令辛弃疾被“尽夺遗恩”且累及家人，为后人所不齿。然而，倪思性情傥直，并非攀附权贵之人，故事件之发生极可能别有的缘故。本文对此进行深入考论，剖析原由，试图辨明辛弃疾“迎合开边”的罪名是否成立。 有论者采用近代的廉洁新观念来推断，认为辛弃疾“财富与官职收入不相称”，长期闲居却庄园华丽，生活豪奢，因而应该在为官时有犯赃的行为。当然，亦有不少学者驳斥此论，为辛弃疾辩诬。本文依照不同时代、不同政治环境具有不同社会认受性的标准，多方阐发，逐层分析，以检核辛弃疾是否为一名贪官。 结语中附带讨论辛弃疾是否一生都是生活在痛苦之中。他终身志切恢复，无奈其后半生屡遭打击，或投置闲散，或调职频频，不得尽其才用，因而一腔忠愤，无从宣泄，遂流连于诗酒，痛苦与郁闷自在情理之中，我们亦可以从他的词作中找到表达落寞与悲愤的许多例证。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衡量，辛弃疾的一生是具备甚多条件可以令他活得幸福、快乐及自豪的，掌握快乐之门的钥匙其实是在他自己的手中。 南宋文化发达，传世文献甚多，史料丰富;辛弃疾词成就卓著，影响深远，其散文亦成就不凡，相关研究成果亦十分丰硕。本文广泛地参考各类文献，借鉴一些当代理论、方法，对所探讨的问题进行客观的把握与严谨的考辨，期能对辛弃疾研究领域有所拓展，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有所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