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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处在一个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风险时代”。在这个时代，全媒体舆论的爆炸力增加了执政难度，转型期脆弱的社会结构考验着执政能力，频发的重大突发性事件挑战着执政安全。风险社会背景下的执政生态，正是政府管理者的时代焦虑。现代社会的风险是多元的，本文研究以“政府管理者”为主体、以“媒介话语”为中心的风险议题。话语自身表意的先天性缺陷制造了风险，媒介定义风险与传播风险的双重机制放大了风险，而编码、解码和二次编码的过程又再生了风险。风险社会的媒介话语主体下移、话语类型分化、话语价值多元，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风险的影响力，加大了风险因素的复杂性。 从大众传媒与政党行为模式的演变历程看，政党与传媒的关系经历过高度依赖和相对独立的时期，现在更趋复杂。风险社会中政府管理者的媒介话语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积聚着风险，又蕴藏着转机。一方面，由于权力的失控、话语事件的焦点化以及全景敞视的执政空间，导致政府管理者为主体的媒介话语风险巨大;另一方面，政府管理者的媒介话语又在议程设置、社会沟通、舆论引导、风险治理等方面具有积极功能。今天，政府管理者群体的媒介接触、认知情况和媒体适应、使用状况仍存在强烈反差，这与风险社会不相适配。 为了提升政府管理者媒介话语的风险认知能力，需要建构三大理念——“生活政治观”、“权力话语观”和“媒介生态观”。为了提升政府管理者媒介话语的情境应对能力，必须培养“情境智慧”——对话语空间、话语主体、话语文本、话语事件四大情境要素的分析和控制，决定其在不同情境下媒介话语的运用和转换。为了提升政府管理者媒介话语的技术掌控能力，更应炼造“核心技术”——从话语权力、话语对象、话语载体、话语效果四个方面来打造政府管理者的话语技术。 在政治主导型的稳态社会结构中，中国的传媒是作为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而存在的，中国的政府管理者应在政府、传媒和公众的三角结构中发挥重大功能。虽然超越风险社会的梦想，仅仅寄希望于政府管理者个体媒介话语的微观效果还不足以实现，但是只有政府管理者迈出这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第一步，才能唤起广大公众乃至全人类风险意识的觉醒，开启危机传播和风险管理机制在新时代的历史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