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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美贸易，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是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而不断发展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为解读这个问题提供了新视角。传统贸易理论认为，顺差往往意味着要素资源的充分使用、生产更有效率、在贸易中获利也较多;逆差则表明出口竞争水平低、存在资源错配、宏观经济有内在扭曲。在传统贸易理论中，“好的顺差”和“坏的逆差”基于这样的假定:出口商品只是出口国的投入产出函数，两国之间不存在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因素。然而在当代国际贸易中，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一国出口当中不仅包括本国创造的增加值，还包括大量其他国家创造的增加值，以关境统计的贸易量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出口国的真实贸易所得和国际分工地位。如何利用价值链理论分析中美贸易不平衡和贸易利益分配状况——这正是本文思考问题的起点。 本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四个部分: 一是价值链分工如何改变了贸易利益和贸易收支含义。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利益主要是商品进出口利益，利益源泉来自两国比较优势差异。全球价值链理论认为，由于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大发展，贸易背后往往是大规模的跨境资本、人员、智力要素的流动，贸易利益不仅体现在商品进出口利益，也体现在投资、服务、就业以及经济结构改善等多重利益;利益源泉不仅来自国与国的比较优势差异，更来自于商品价值链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比较优势的集合利用，是国家比较优势向全球比较优势的转变。在价值链体系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是价值链的组织方和推动方，通过不完全竞争获取超额利润;发展中国家利用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参与低附加值环节生产，获得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正常报酬。传统的关境统计方式看不出贸易不平衡和贸易利益分配的真相，容易低估发达国家贸易利益，高估发展中国家贸易利益。 二是中美两国各自分享了何种水平的静态贸易利益。本文采用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增加值出口核算方法，对2010年中美双边贸易中的增加值贸易情况进行了计算，并以此为基础对服务出口、投资、物价变动等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表明，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只是统计意义上的不平衡，并不包含更多的真实经济含义，实际上两国货物出口、服务出口、投资销售等总体利益分配是平衡的。从获益方式看，中国对美国利益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和劳动密集型工序分工，美国对中国利益则体现在服务出口、投资销售、剩余转移以及为中国加工组装产品提供高增值的服务环节上。中国获得的贸易利益是“看得见”的，美国获得的利益是隐藏在海关统计之后的。现行贸易统计制度使中国背负了大量名义顺差，并不表明中国分享了相应水平的贸易利益。而对美国来说，在价值链分工中贸易逆差反而是获得贸易利益的更好方式。 三是不断发展的中美贸易对两国经济带来哪些动态利益。本文通过把贸易还原为增加值核算，表明中美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中国对中美贸易依赖程度要远远大于美国对中美贸易的依赖程度，因此中美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要大于对美国的拉动效应。中美贸易和美国对华投资对中国就业有明显的正拉动效应，最直接体现就是就业规模的扩大，就贸易中内涵的劳动力来看中国对美国存在就业顺差;而对美国来说贸易和双向资本流动带来的主要不是就业总量增加，而是就业结构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升级效应，就业规模效应不突出。在经济制度改进方面，美国作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天然地对中国存在制度落差，这使得中美贸易对中国有单向制度溢出效应，有利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但美国对中国施加制度影响主要是以美国利益为导向的，受到大量政治、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干扰，中国在获得制度改进利益的同时要付出较大的应对成本，使中国利益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四是在两国经济结构大调整背景下如何把握中美贸易利益格局演变。金融危机后，美国提出重振制造业，推动“出口倍增计划”。中国提出扩大内需战略，提高居民消费率。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其经济结构“相向而行”无疑对今后两国贸易关系会带来深刻影响。本文从“中国生产—美国消费”这个基本关系入手，分析了美国消费可持续性、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影响。研究表明，美国消费驱动模式是发达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由于美国可以在全球范围整合资源，经典经济学对于储蓄、投资以及贸易收支失衡的定义对于美国有不适用性。国际金融危机不会改变美国消费驱动模式，美国经济无论平衡与不平衡都是自身财政、货币政策周期的产物，本身缺少主动调整的意愿。中国是被整合到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经济体系当中的，对美贸易和投资合作具有跟随性、伴生性特点，中国不是美国宏观经济失衡的因素。中国方面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使中国在理论上可能遭遇价值链分工中的“劳动力成本陷阱”风险，但实证分析表明，如果能够保持要素自由合理流动，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增强贸易获益能力是有显著正效应的。 与其它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研究成果相比，本文有两点创新之处:一是在研究中美贸易关系方面首次选取了价值链视角，把两国贸易不平衡状况纳入到价值链理论中，分析两国真实的国际分工地位、贸易利益分配状况;二是对两国贸易利益尽可能进行了量化分析，为准确、全面把握中美贸易关系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数据基础。不足之处是:由于投入产出表编制比较滞后，为了研究方便，需要在假定直接消耗系数不变的情况下进行推算，这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会影响到结果的准确性。另外，目前研究中美贸易不平衡原因的文献很多，但从价值链和贸易利益分配视角研究的文献非常少，限于作者理论素养和知识储备，文中肯定有很多疏漏、甚至错误之处，需要在今后继续进行研究和完善，也有赖于方家指正。